一月四日，“打倒陶铸”这一惊人的消息就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全国。
一月八日，在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有了毛泽东的金口玉言打倒陶铸就成了钦定的铁案，陶铸的政治前途就此终结。
一月四日和五日王洪文带领手下分别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权。一月六日，上海曝出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特大事件：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和以徐景贤为首的“机联站”以及学生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约有百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大会宣布了三项通令：“一、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七天内向全上海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三、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由此夺取了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这就是震惊全国著名的“一月风暴”。一月八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二月五日张春桥、姚文元等经过策划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篇评论员文章强调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
这就明白无误地向全国传递了一个信息：在整了那些党内走资派以后，事情还不算完，接下来就是要“从党内走资派手中”全面“夺权”。直到这时文革的本质越来越明晰地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那就是摧毁各级政权，然后再按照毛泽东的意志重建各级政权。
毛泽东是这个国家体制的缔造者，又是这个国家体制最大的破坏者，更是这个国家体制最大的维护者。从江西红军时期整肃“AB团”，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再到建国后的“反右”、“反右倾”、“社教”、“四清”，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他始终交替扮演着“破坏者”和“维护者”这两个绝然相反互相矛盾的角色，而在文革中表现得犹为突出。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程的不断深入，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的成功，各级当权派特别是省部级的当权派受到的冲击无疑是最强烈的。
尽管各级官僚体系遭到重创（虽然不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些封疆大吏们深知“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道理，而且这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势必不惜拼死一搏，决不轻言放弃。
二月十六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上，爆发了以叶剑英、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李先念为一方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为一方空前激烈的争吵，据传叶剑英把手掌指骨都拍断了，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二月逆流”（文革后改称为“二月抗争”）。
而在武汉，一月二十六日以“工人总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九一三兵团””（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为核心的几个造反派组织宣布湖北省委被夺权。因为没有得到中央批准，故夺权流产。但此时湖北省委实际上早已分崩离析，土崩瓦解，已无任何权威可言。
二月八日武汉市的“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和北京南下点火的红卫兵以及武汉军区部分军队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占领了武汉市委的机关报——《长江日报》的所在地汉口红旗大楼，并于当天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了“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的观点。
而武汉的另一部分大学生造反组织华中工学院、华中农学院、湖北大学则被排斥在外，并被“工人总部”指责为机会主义、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致使造反派内部发生内讧和分裂。由此武汉地区造反派分裂成为钢派（以“工人总部”为首的）“香花派”和新派（以“新华工”为首的）“毒草派”。
武汉军区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而作壁上观，在征得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马上派出部队占领红旗大楼，并于二月十八日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认定“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声明称：“武汉军区派部队占领红旗大楼是为了防止武斗，维持秩序。至于军队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军区，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杀气腾腾地宣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造反派有毛泽东的支持当然不肯罢休。“二司”的一号勤务员杨道远接着又于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署名杨道远、朱洪霞、胡厚民，以示“工人总部”、“九一三”和“二司”是压不跨的。（注：杨道远，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朱鸿霞，钢工总一号勤务员；胡厚民；钢工总二号勤务员，钢工总的灵魂人物）
这一下整个湖北热闹起来了。
原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及其追随者，然后重建各级政权。但是从《五一六通知》发布以后的五十多天时间里，刘少奇、邓小平仍然按照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和方法派出大批工作组，希望这次的文化大革命也能在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的领导下按部就班的进行下去，然后按照“反右斗争”的模式楸出一批所谓的“右派”。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一百四十一人。中共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师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第一天，刘少奇对派清华大学工作组承担了责任。毛泽东插话，严厉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天全会印发毛泽东写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不指名地将矛头直接针对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还钦定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亲自在人民日报写评论，称赞聂元梓的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并严厉指责“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指刘少奇、邓小平及各省市领导）“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
八月八日这一天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所谓的《十六条》。早在七月初，陈伯达、王力等人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起草《十六条》。初稿写出来后又修改了二十几遍，直到最后毛泽东拍板定稿，至此《十六条》已经修改了三十一遍。它明确规定文革的任务和对像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向党政机关的全面夺权”。
八月八日下午开始，全会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按原定计划全会一共开五天，通过了《十六条》后就进行最后一项日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但现在突然出现了这张大字报，全会已不能如期结束。从当天下午开始全会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的做法极为不满，于是龙颜大怒，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大骂刘少奇、邓小平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实行白色恐怖”，镇压群众运动，明白无误的指出中央还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严厉指责道：“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派工作组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就有。”一通嬉笑怒骂，那些与会的中央委员一个个禁若寒蝉，弗敢逆鳞。
在六六年十月十三号，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准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