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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六年十月十三号，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准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就说过：“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攻击我们的时侯，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楸出来。”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党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子。”
据原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笔记记载，刘少奇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前后的一个会议上说：“这次运动要抓三十至四十万右派。”王任重据此计算出要在武汉各高校学生中抓百分之五的右派。在文革刚刚开始时，王任重就抛出了武汉地区的“三家村”——中共一大代表、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党委书记朱劭天，将这三人打成黑帮，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李达被迫害致死。现在却又把斗争的矛头向下，直指基层百姓，这与毛泽东“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所以文革一开始就出现了方向之争。
所以毛泽东将这张大字报和他本人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最后通过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二次点火，使红卫兵的“星星之火”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各地造反派的力量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点”，而是通过大串联连成一片。
有了毛泽东的上方宝剑，经周恩来的亲自委派和送行，他们一个个豪气冲天，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在南下点火的过程中，红卫兵学生联合当地的造反派组织成功地将斗争大方向从打击“黑五类”等牛鬼蛇神身上转移到了各级当权派的身上。
在武汉，《二八声明》和《严正声明》观点针锋相对，各造反派组织之间分为香花派和毒草派，而在此之前几乎绝迹的保守派则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二八声明》，支持《严正声明》。
《二八声明》这一方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严正声明》的武汉军区这一方有军委文革小组撑腰，双方各执一辞，互不相让。
有分教：
刘邓倒台一瞬间，老陶命运紧相连。
何期二次又烧火，武汉抗争运数悬。
正是：毛泽东号召夺权，陈再道武汉抗命。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6。…第十五回 斩草除根姜军从容入狱
第十五回
斩草除根姜军从容入狱
提心吊胆铁戈纾难探监
话说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点火的红卫兵在武汉大闹一番后，又派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从武汉串联到全省各地区支持红卫兵、造反派。有一支人马到了红州，发表了一篇大字报《我们的观点》，坚决支持红州地区各学校的红卫兵及“县总司”和“知青革司”的革命行动。并在各学校以及红州街头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表慷慨激昂、极富煽动性的演说，极大的鼓舞了红州本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的士气。他们的到来理所当然的得到了肖国雄、封老大等持钢派观点人们的欢迎和支持。
他们走上街头贴出各种大标语：
“坚决支持《二八声明》！”
“《二八声明》是香花！”
“红州地区必须大乱、特乱、乱深、乱透！”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油炸史臣过春节！”（时任红州地委第一书记）
“打倒古良才！”（时任红州地区副专员）
“彻底砸烂‘联指’！”
作为对立面的联指、红革军和工农联盟等保皇派组织，也针锋相对地张贴标语：
“《二八声明》是毒草！”
“坚决支持武汉军区的《严正声明》！”
“活捉赵桂林！”
“大抓南下一小撮！”
“打倒柴晟！”（时任红州地区副专员）
“绞死霍达人！”（时任红州地区副专员）
保皇派的行动理所当然的受到地委、行署、军分区、县人委、县政府和县武装部的全力支持，拨了大批经费给“联指”、“红革军”和“工农联盟”使用，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挡箭牌。
而战校、红司等持新派观点的“毒草派”则保持克制，不与持钢派观点的县总司、知青革司这些“香花派”发生争执，以免引起内讧。当然更不支持联指、红革军、工农联盟这类保守派，只是冷静地作壁上观，等待事态的发展然后相机处理。
双方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传单满天飞。在红州地区联合办公室高高的台阶上，双方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
铁戈和他的那群小兄弟没事就喜欢往那里跑，虽然他听不明白辩论的内容，但他从双方的话语中，能听出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对方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马前卒、小爬虫、变色龙。
没有哪一次辩论是自然结束的，辩论开始不久双方就因为观点不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使用过激的语言，开始相互指责、谩骂、推搡，抓扯，直至上演拳打脚踢的全武行。
每当秩序大乱时，铁戈就领着小兄弟们从人缝中钻到县人行的铁门那里，紧紧抓住县人民银行的铁栅栏，居高临下继续看热闹，嘴里还瞎起哄：“打呀！打死了是人家的儿！”“不打不是你娘养的东西！”小伙伴们也大叫大嚷跟着起哄，他们觉得这种场面特好玩，一个个兴奋得满面红光。
直到“全武行”结束，所有的人都散去，他才意犹未尽的和小兄弟们怏怏而去。
实际上这时的红卫兵、造反派的处境极为困难、极度受压，当时最有名的口号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最流行的歌曲就是《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歌曲柔婉抒情，宣泄着红卫兵、造反派在遭到各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联手残酷打击下极度压抑的苦闷情绪，他们怀着无比虔诚的感情迫切地需要来自毛泽东的支持：“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所有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含着热泪一遍又一遍唱着它，一时间这首歌传遍了大江南北。另一首由藏族民歌重新填词的歌曲《远飞的大雁》也传唱一时，红卫兵们把歌词改为：“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哟，革命造反派想念恩人毛主席。”只要唱起这首歌所有人都是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没有丝毫做作，全都是发自肺腑的真挚感情。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发布了《军委八条》，其中第一条就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使各级政府如获至宝，马上利用这个《军委八条》对红卫兵、造反派进行镇压，从而避开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的限制。这是当时特有的政策打架的奇怪现象，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打西。对于中央的各种政策，各种人物，各派力量都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常常是一些人刚说出一段毛主席语录，另一些人就用毛泽东的另一段话来加以反驳为自己辩护，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也许毛泽东对各省负责人基本上失去了信心，他于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为了支持红卫兵造反，迅速打垮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
二月二十三日在青海西宁发生了流血事件，赵永夫命令部队开枪镇压“八一八革命造反派”，造成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死亡记录，死亡169人，伤178人。接着赵永夫继续“平定反革命暴乱”，在全省范围镇压反革命。据统计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软禁3504人。湖南省军区一夜之间抓捕造反派头头一万多人，四川的抓捕人数则超过十万。而在此之前，各地军队即以开始整肃军队内部的造反派。
部队一旦介入地方的政治运动，威力马上凸现出来。武夫行事与众不同，军队没有地方政府那么多顾虑，况且有《军委八条》作为依据撑腰。
红州有句俗话，叫做“前面的乌龟爬出路，后面的乌龟照路爬。”既然前面有青海的赵永夫做出了榜样，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也就毫无顾忌，把一顶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大量批发出去。据官方的《湖北文革大事记》记载：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来汉，参与了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出台的决策。
二月十八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严厉批判《二八声明》，并连续两天派部队上街武装游行，二月二十五日还派直升机在江城散发传单，借以大造声势。
三月十七日命令军队逮捕了武汉“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朱洪霞及以下二级分部的主要头头近485人，整肃了香花派。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宣布“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立即予以解散，“工人总部”首先被打入“另册”。在镇压了工人造反派的同时，部队又逼迫“二司”的头头排队到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罪”。其实武汉军区并不支持同样持毒草派观点的新派和吴焱金领导的另一大工人造反组织“工造总司”，使学校的红卫兵和机关、工厂的造反派感到极大的压力。随后武汉军区在舆论宣传上把“工人总部”称之为国民党的还乡团，这实在是一大败笔。谁都知道哪有忠于毛泽东的国民党还乡团？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在逻辑上都说不通，岂能服人 ？http：//87book。com
一时间武汉的“红武兵”等保守组织纷纷死灰复燃，它就是日后有名的“百万雄师”的前身之一。他们在街上刷出大标语：“大猪（指朱鸿霞）在坐牢，小猪满街跑！”
“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等等。
这就是武汉文革史上著名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文革后改称“二月镇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