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乍办呢？”兄弟俩问。
“俗语有话，不怕官，最怕管。你们都属生产队和大队管的，只要你们的副业打上咱生产队的名义，再在大队盖个印，就不是自发势力，而是‘集体经济’啰。咱大小队管着，便谁也不怕哩！”队长一语道破玄机道。
原来，易凌胜是要把俩兄弟的副业由生产队管起来，要他们上交生产队的“管理费”。开始，他本来也心中无底，原想用和缓的口气去与他们商量的。但踏进门来，先是看到他们两家的兄弟儿女都全神贯注的在做活计，全然没有发觉他的到来，后又见他们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样子，心里一笑，便有了主意。他要搬出公社和大队的名堂来先吓唬他们一下，然后再慢慢的道出玄机来。他知道他们这些人怕字当头，一吓必妥。果然，周氏兄弟自知这事势在必然，便只有甘愿受制。正是住在低檐下，不得不低头。最后讲定每月必须上交四成利润给小队，则窑炉厂和织藤厂可以照常开业。
自此，翻身楼生产队就有了工副业。后来，有些青年看到藤椅生意好做，便也跟着学做起来，做藤的人就逐渐增多，慢慢的成了气候。由此，生产队无本净利，每月都有千儿几百元的收入。正是锅里有了碗里有，易凌胜队长兼会计，自此生财有道，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矣。更且好事桩桩，重阳节过后，地质队来招工，儿子易志雄初中毕业又被选上了，从此便能吃上皇粮哩。易凌胜想，自己真是所谓行运行到脚趾公啰，心里说不出的快活。因此，儿子离乡那天，他办了个酒席，打鱼杀猪，请了好多亲戚和大队干部来吃饭。一者，为儿子前程庆贺庆贺；二者，他要干部们领个情，日后大家多多关照；还有三者，也是更重要的，他要告诉社员们，大队里从书记到干部都与他关系亲密，对他十分的看重。因此，他们也就会更加听话，会更加的敬服他们的队长。他知道，现在工副业有得搞，千事万事，当队长掌权就是第一大事！当然，这几桌酒席要花费好多钱，但他只要在生产队的会计帐目上写上“业务接待费”，珠笔一挥，便是万事大吉，是完全不用掏自己腰包的。
大队干部听说是欢送书记的侄孙子到地质队工作，便都来庆贺。酒席就设在翻身楼原来公共食堂的大饭堂里。只见那饭堂墙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的大标语还像往日一样夺目，可上面的几条横梁却不知被谁凿下来了。一个原来是雕龙画凤的厅堂，变得残破不堪。热闹之中，又显得有几分的萧条。
“正是世事如棋局局新。一年前，大饭堂还饿死人。没想到，今天却能在这里大吃大喝哩！”酒过半巡后，一个大队干部感慨地说道。
“还是归功党的政策好。”几个人有同感地说。
“好是好在新经济政策，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财经主任发表看法道。
“最倒霉的是那些曾经反对大饭堂和‘刮共产风’的人。那个时候说他是‘右倾’，批斗了一顿，加顶帽子，现在回过头来大家又认为他说的是对的。”有人说。
“所以现在就要平反啦！”书记道。
“平什么反？”有人问。
“凡是三年大跃进中，在‘拔白旗’、‘反右倾’时候受批判处分的都要平反，官复原职。”书记回答。
“你不平反不行，不平反就得坚持大饭堂，不平反就得坚持刮共产风。”有人附和道。
“不平反就没有人敢说实话罗！”
“县委张滔副书记也平反啦！”易天华继续说，“那天公社开会传达说，虽然张滔主张包产到户不对，但他的心意是好的。上级承认对张滔的处理有错误。”
“讲句良心话，张滔确是对的，农民赞成！”有几个人异口同声的说。
“哎，今朝有酒今朝醉，谁知今天说对了的明天又会不会错哩！”不知是谁吊起腔来说道。
“对，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干杯！”大家一齐叫道。
大碗碰小碗，这一餐饭大家吃得很高兴。
大队干部们对世事似乎都有看法，又都有点儿在认识上的分歧，大家坐在一起就不免要议论。张滔曾经是石陂公社的书记，他所主张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曾在徐昌县大半数的地方试行过，深合民意。虽然是昙花一现，但人们对他是十分熟悉和关心的。对他的处理，预示了上级政策的动向，影响着许多干部和群众的心理，所以，人们都无处不在谈论着这件事情。
张滔在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得到了平反。自地委宣布对他的处分后，他就被下放到县办的农场去劳动。后来，又有人检举他是叛徒，说他在解放前坐牢的时候向敌人写过反省悔过书，是由大地主周伯年保出来的。因此，受到收审，坐了半年的监狱。后来，据说，解放前他在坐牢的时候当时还未参加革命队伍，只不过是搞些抗日宣传，倾向革命，故算不上叛徒；那反省悔过书又查无实据。但由周伯年担保出来这一点却是事实。不过，旧社会里，有钱便能免罪消灾，出钱保人也是人之常情，这事也没有对党的事业造成伤害。并且，张滔家里还为此卖田卖屋，搞得倾家荡产，父亲也因此而过早逝世了。所有这些都不能构成反革命罪。所以，半年之后，张滔无罪释放，就又回到农场里去放牛了。县委范书记深知张滔是个人才。他觉得他思维开拓，又能理论结合实际，做好各项工作，且为人正直，是工作上的好助手，便对他备加保护。除指示专案组要实事求是去做好有关调查落实工作外，还常在生活上，身体上关心他。因此，虽然张滔在监狱里和农场里待了一年多，但生活上和肉体上都没有受到多大的痛苦。然而，心灵的震撼和创伤却是无法平复的。他虽然还刚上四十岁，但却头发开始班白，明显地变得有点儿苍老的样子了。
平反那天，范书记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饭后，两人促膝长谈。
“老张，今年春节后，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们都参加了。这个会开得好啊，大家听了心情舒畅。”范书记说，“现在，中央变得实事求是了，许多过去的错误都得到了纠正！”
“我完全理解我们党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挫折和困难，并十分感谢组织和你对我的关心爱护！”张滔由衷地说道。
“七千人大会之后，才有对全国千万个被错误地批判的同志的甄别平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对我们自五八年开始三四年来工作所造成的失误，再不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了。这是实事求是的开始。有了这，我们下面的工作就好做多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又回到了自留地，自由市场和一九五五年的初级农业社时那种小队核算的‘队为基础’上去。看来，我们过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研究并不是那么的简单。所以，我希望你出来后，再回到农业第一线去工作。”范书记把话说到了点子上。
“我觉得我已不适宜抓农业，我现在需要加强学习。”张滔说。
“你不要有顾虑。毛主席在会上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管，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把手，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要担起责任。’现在，中央已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我相信我们今后的工作会做得更好！”范书记仍是满腔热情的希望张滔能像过去那样投入工作。从建立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再乃至经济困难时期的恢复生产，张滔的策略都是非常积极的，他喜欢这样的干部。
“老范，这些年来我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从合作化开始，到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