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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那些朋友还经常来往吗？”她又抿了一口酒。
“当然，我们都是患难之交能不来往吗？我们刚平反那阵柳六一、左子海和章子野都还没有工作，经常到我家里聊天，说得最多的还是理想和人生。我们有两个共识，第一，不管我们过去受了多大的罪，都不能忘了国家和人民。虽然再也不会说要去拯救天下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这样的傻话，也不会再相信那些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我们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忠实信徒，不论他是皇帝还是上帝，但是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疾苦我们一直还在关注，因为生我养我的就是这片土地。第二，那就是做人要清白。我在工商局工作，左子海、柳六一在银行上班，如果要腐败的话都有很多机会。但我们都坚守一个道德底线，那就是要廉洁不能贪腐，因为道德标准是高于法律的。我刚调到工商局时我爸跟我说：‘铁戈，工商局是和经济打交道的，千万注意别在钱字上摔跟头。我快离休了，我要保持晚节，你们做儿女的也要帮我保持晚节。’我说：‘老爸，监狱那么肮脏我不是一尘不染吗？政治上我是清白的，在经济工作中我一样能保持清白。’八八年我调到另一个一个工商所当所长，当时省粮食厅和省工商局有文件，粮食出省必须要地区一级粮油公司批准，而且还要交费，一包一百八十斤的大米要收五块钱，红州县粮食系统的人认为不划算就盯上我了，因为我的管辖区卡住了红州县通往梁湖县唯一的汽车渡口，他们派人到我家送来四千块钱，并说好我每放一个火车皮的粮食他们就给我一千。他们说每年都要调出几千吨粮食，保证我一两年就能当上十万元户，八十年代万元户还是很诱人的，何况是十万元户？诱惑力的确很大。我说钱是个好东西，谁不爱钱？但这种黑钱我不能要，拿了它玷污了我的清白。那人说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说头上三尺有神明，人可欺天不可欺。那人笑我傻，我说谁傻还不一定，别以为自己做得高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结果半年以后他们都判了，扯远了不说这些。现在各人有各人的家，工作都很忙，接触得少了，就我退休了是个闲人，我去得最多的就是辛建那里，一般两三年去一次。”
“辛建在哪里？”
“他爸爸七一年调到齐河钢厂任党委书记，他后来调到齐河钢厂去了。在红州的只有郎超雄和叶一彪，有时我也去坐坐，聊聊天。封老大到处有工地，他儿子封顺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的，他就把所有的工地都交给儿子管理，自己到处拉关系接活，余下的时间就开着奔驰吉普天南海北到处玩。九九年我病退后他年年都带我出去旅游，广州、深圳、上海、苏锡常、杭州、贵州、丽江，一年跑两三个地方，反正哪儿好玩就上哪儿玩，吃喝拉撒睡都是他买单，我就是出一副好下水可劲往里装。他说了，那几年在看守所受的罪一定要补回来，不然这一生亏大发了。”
何田田轻轻地叹了口气：“你们多好，还有这么多朋友时常在一起聚聚，真叫人羡慕。我一个人在哈尔滨就像失群的孤雁，我好孤单哪！”说着泪水忍不住掉了下来。
铁戈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劝慰道：“田田，别哭别哭，咱们现在不是都过得很好吗？”
何田田掏出手绢揩干眼泪：“要说我从小在物资生活上没有受过委屈，可人是需要友情的。想起六八年武斗突围，六九年封老大带我们打起坡，七一年咱们处对象，挖冬笋、偷桃子、炸鱼就像是昨天的事，真叫人怀念哪。三十多年来我一直都想回白菂河看看，调离白菂河那天我的心就留在这个地方，白菂河是我心灵最后的归宿，因为在这里我们错过了青春，我们的青春是无花的青春。”
何田田这么一说连铁戈的眼圈都红了，他默默地举起酒杯，喝了一大口酒，又掏出烟闷头吸着。
“铁戈，记得在大庙的那天晚上我们还谈到十二月党人的事。要说十二月党人还举行过起义，曾经跟沙皇的军队真刀真枪地干过。你们当年啥事也没干，为什么吃了那么大的的亏？”
何田田还在耿耿于怀。
有分教：
东风吹断江南梦，锦样年华水样流。
空对金樽悲往事，怆然写就两眉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20。…第一百二十回 究根源细说蝴蝶效应（大结局）
第一百二十回
究根源细说蝴蝶效应
指西天血色青春祭坛
书接上回。
铁戈喝了口酒，狠狠抽了一大口烟，大团的烟雾包围着他的脑袋，良久他缓缓地说道：“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张春桥曾经说过红卫兵是中国的十二月党人，从六七年姜军第一次坐牢起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姜军他们那些年轻人听了最高领袖的话，怀着一腔热血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他们到底执着地追求着什么？他们的奋斗又是为了什么？也许会有很多解释，但我却认可一种说法，文革中红卫兵们就是一群大战风车的唐·吉珂德式的蠢货，愚昧、盲从、冲动、残忍，特别是那些高干子弟红卫兵，连自己的老师校长都敢杀，到头来被抛弃了不说还落得个千古骂名！所以有人说人类有个共同的暴君，它的名字叫‘愚昧’。他们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正如柯庆施要求的那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我们那时候对于毛泽东的崇拜是无条件的，绝对是毛泽东最虔诚的粉丝，现在那些追星族们的疯狂跟我们那时的虔诚绝对无法相比。我曾和一些七五年以后出生的人谈起过文革中发生的事，他们听了以后认为我肯定是在编故事，更何况那些八零后、九零后的新新人类了，他们对当年红卫兵狂热的献身精神和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永远也无法理解，在他们眼里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绝对是一群飚子。说到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理论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
“什么理论？”何田田很奇怪。
“就是‘蝴蝶效应’。”
“啥叫‘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一词来源于‘混沌理论’，是气象学家洛仑兹一九六三年提出来的，他说‘美洲亚马逊河边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就有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相应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其他系统极大的变化。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系统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别的系统的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听起来颇为荒诞，但它说明了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的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那么文化大革命和混沌理论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何田田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理论，不明白其中的奥秘。
铁戈进一步解释道：“我们一步步抽丝剥茧地看，毛泽东在四九年取得政权以后从五零年镇反运动开始，到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倾、六十年代的社教、四清再到文化大革命，一直不断在开展各种政治运动。也就是说从四九年起直到七六年为止，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搞了二十七年，中间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就连三年大饥荒时还在搞反瞒产运动，而文化大革命只是这一系列运动中时间最长、闹得最凶、后果最坏的一个运动，这实际上是一个革命癖的总爆发。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爱干净，但有些人有洁癖。爱干净和洁癖是两码事，其区别就是不能过分。毛泽东视他的敌对面为心腹大患，时时刻刻都觉得江山不稳，政权要变质，国家要变修，所以并不是他偶然在某一天突然心血来潮要搞这场运动，而是历史的必然。他发动文革的目的到现在仍在争论之中，有人说他是要反修防修，以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有人说他是要打破周期律，让人民监督政府；也有人说五九年他退居二线以后觉得大权旁落，为了重新掌权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垮刘少奇以夺回失去的权力。我是一个小小老百姓，到底咋回事我弄不明白。但不管怎样毛泽东在北京扑腾了几下翅膀，就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长达十年之久的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为祸之烈亘古未有。不管他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事实证明这是中国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所仅见的一场灾难。那时候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制造冤假错案、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巨大机器，无端的指控、无妄的罪名、无耻的伪证、无情的判决伴随着无数的“罪人”。从最基本的学习班、批判会到流放地（五七干校）、看守所、监狱、刑场，多少人饱受折磨甚至丢掉生命。人们无法知道政治宣传、欺骗国民、隐瞒事实和历史真相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抗战历史，不知道镇反运动、公私合营、反右的历史真相，苏联红军占领东北犯下的那些暴行，我们不知道洋务运动的真相，不知道太平天国上层人物的腐朽，我们不懂得胡适，不懂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连一个真实的蒋介石都不知道。探索了多年的真理，到最后却是问道于盲。我们被蒙蔽了，整个国家听命于一个人意志的支配，个人意志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命运，我觉得现实和理想永远难以糅合到一起，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成了下一代人嘲讽的噱头，学雷锋做好事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理想、信仰统统跪倒在拜金主义脚下，没有公理没有公信，贪腐成灾贪官成堆，贪官不再是极少数人而是形成了一个阶层，看到这些除了无语就是无奈，我们的长辈们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究竟是为什么？他们还能含笑九泉吗？当这些年轻人听从领袖的号召投入到疯狂的造反运动中去时，谁会知道自己将来会收获屈辱、折磨、判决和死亡？”
何田田点点头：“喔，我有点明白了。这就是说最初极小的偏差，引起了结果极大的差异。这可能也许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也许吧，实际上他在文革中几次失去了控制力，‘三支两军’就是他不得不求助于军队的例证。最明显的就是七六年的天安门运动，简直就是直接跟他叫板。那是一次全体国民感情的巨大宣泄，是一场面对面的抗争，更是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也充分证明了人民不可能被永远愚弄下去。你可以把男人阉割掉使他成为生理意义上的太监，但你如果想把所有人的思想都阉割掉，使之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太监’，也许会得逞于一时，但不可能永远得逞下去，我们不是也当了很多年的精神‘太监’吗？但蒙蔽不可能持久，因为蒙蔽是由谎言编织而成的，真相就在谎言的背后。我心里原来有一座丰牌，在批林批孔中，在学习班里，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在监狱里服刑的时侯，那座丰碑一直矗立在我心中，当我亲眼看到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案子，还是没有觉醒，直到真理大讨论时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蠢，从那以后我心里的那座丰碑就坍塌了。记得我在给你的那封信里曾说过我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经过真理大讨论以后我像拉撒路一样重新站起来了，不再迷信任何人，不再盲从任何理论，因为我有自己的思想。文革中的那个铁戈真的死了，现在的铁戈才是真我。”
“铁戈，我发现你的思想比以前深刻了很多，再也不是当年的莽夫了。”何田田赞叹道。
“有人说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所以对历史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次完成。当我刚刚被捕时，我认为这是当权派整造反派。七七年我在监狱里碰到一个人，他叫龚瑾，是通山县反潮流的一号召集人。龚瑾的父亲曾被董必武聘为武汉中学的教员，和陈潭秋还是同事。龚瑾的哥哥原来是抗美援朝的空军英雄，在文革中是冲派的一个头头，带人冲过国防部。和龚瑾一同分到我们五中队的还有一个叫陈绪强的人，这个人原来是通山县保守派的一个头头。我当时就想通山县怎么连保守派的人也抓？这我就不明白了。龚瑾告诉我说他在批林批孔时把以前的钢派、新派和保守派统统联合到一起造县委的反。七五年六月龚瑾被捕，因为陈绪强批林批孔时造过反，当然是在劫难逃，四人帮一垮台陈绪强也被捕了。很多年以后我从网上看到不少资料，在文革期间不管是钢派新派还是百万雄师其实都不过是某些人手上的工具，七二零事件以后百万雄师不也遭到残酷镇压吗？所以不论是这一派镇压那一派，还是那一派打击这一派，都不能简单地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如果这样看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王为仁曾经也是造反派，他不就残酷地迫害过我们么？所以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不论你是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罢，只要你侵犯了当权者的切身利益，他就会整你抓你镇压你。田田，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当官的手上有权，可以为所欲为。”
“田田，你只说对了一点，但很肤浅，实际上这是个体制问题。咱们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流传着一言九鼎的成语。相传夏禹铸九鼎，九鼎象征王权。一言比九鼎还重，那只能证明权大于法。帝王的一句话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当权者一句话可以决定小民的生死。我被判刑时连审讯的过场都没走，拉出去直接就判了……”
何田田惊叫道：“还有这事？太不可思议了。”
铁戈以一个过来人的姿态说道：“一开始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我思考了许多年，现在慢慢地想明白了。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权大于法什么怪事都能整出来。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而腐败并非只是指官员们在物质上、金钱上的贪欲，更包括他们对权力的独占性和使用上。几千年中国的封建专制就是这样，是人治而不是法制。路易十四说过‘朕既天下’。皇帝把天下当成是自己一家的天下，皇权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人们就会把帝王掌控整个国家的权力这一现象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早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于是各道、府、州、县、乡、里、保、甲的官吏和管理者们就拥有极大的权力，都把帝王交给他们管理的辖区当成自己的食邑，拿其治下的草民不当回事。他们的话在当地就是法律，诬良为盗、草菅人命，予取予夺，随心所欲，所以咱们中国就有土皇帝一词。如此一来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权大于法，所以中国自从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只能是人治而不是法制。中国的汉字也很有意思，人民的民字是什么意思？贾谊说：‘夫民之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董仲舒也说：‘民之号，取之暝也。’意思是说‘民’这个称呼就是愚昧无知，这也说明所有的统治者始终都认同孔老夫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你知道吧，过去还有一个官职称州牧。”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