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戈问道：“这个郭汉卿跟黄校长又是什么关系？”
“郭汉卿和黄校长都是广东梅县客家人，黄校长也是华师毕业的，但比我们高两届，算是我们的学长。广东人到华师读书的人也就那几个，梅县来的更少。他们是梅县客家老乡，都是学文科的，黄威凤是文学系的高材生，两人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走得很近。汪院长不喜欢郭汉卿却很看重黄威凤，因为黄威凤是个逍遥派，从不掺和两派的斗争。再加上汪院长也是学文的，两人有时还之乎者也地做一些古典诗词相互唱和，郭汉卿也在旁边指指点点地评论一番，倒是其乐融融。对了，你爸爸和黄威凤的关系也很好，可能是因为你妹妹是他的学生的原因。所以郭汉卿和黄威凤在汪院长面前也为我们说了很多话。”
铁戈这时掏出一样东西说：“喔，原来是这么回事，有这么多人给我们帮忙，看来吉人自有天相。我爸说整个红州地区只有我们这个案件是经过两次复查的，可见那些当官的对我们还是恨之入骨，却又毫无办法，毕竟大气候变了。可是大家看看我们的平反判决书，这是县法院搞出来的东西，还是给我们挂了一条又粗又黑的尾巴。汪院长说这是地区政法委搞的，不是法院的意思。”
众人传看着判决书，王石泰说：“汪院长没有说假话，这是地区政法委预留的一手，想在以后的某个日子找机会再好好整我们一顿。”
封老大却不以为然道：“我看不可能。”
肖国雄问道：“怎么不可能？这帮家伙坏得很，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封老大说：“不是说他们不想整我们，而是他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你们都知道我很早就金盆洗手不问政治，但这并不是说我不关心政治。一个人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怎么可能还像古代隐士那样真能做到出世？我在看守所里就很注意看报纸，一是在那里面很无聊，二是也想了解政治形势。刚开始时看的都是揭批四人帮，搞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所谓的风派震派人物，看来看去都是那些事。到了七八年全国展开了真理大讨论，我就觉得情况在变，变得有意思了。七八年十二月下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批判了‘两个凡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当时就跟号子里的人说，早就应该这样搞干了。我一直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里的必然反映，所以我当初还认为阶级斗争很有必要。坐了三年牢我也反思了三年，现在看来那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好好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把老百姓挑起来你斗我，我斗你？如果从解放起到现在一直都搞经济建设，你们说我们国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敢肯定比不上美国总能比得过小日本。这一耽误就是三十多年哪，连台湾、香港都跑到我们前面去了。你看现在那些从广州回来的人带回那些走私的大三洋、电子手表、蛤蟆镜，一个个人五人六的。要是我们国家不搞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早点搞经济建设，出口走私货的就应该是我们国家，哪还有小日本什么事？三十多年了，共产党自己斗累了，老百姓也斗累了，再斗下去就要脱衣服当裤子。连裤子都没有穿的你还斗什么斗？如果再斗下去只怕是要赤裸裸地上台，那外国人看见了还不笑掉大牙？”
铁戈笑道：“那不整个成了皇帝的新衣吗？”
众人大笑。
封老大继续说道：“你们别看现在是华国锋掌权，实际上是老邓说了算。为什么老邓一上来就要批判‘两个凡是’？为什么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本人就吃够了阶级斗争的苦，老百姓也吃够了阶级斗争的苦。如果还按文革的那个路数搞下去，老百姓只能喝西北风，我们国家就算彻底废了。所以我认为即使有人不甘心给我们平反，还想再整我们那也不要紧。时移世易，政策变了，他们翻不起大浪。我奉劝各位要向我学习，金盆洗手，不问政治，各人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好好享受一下后半辈子的生活。”
肖国雄笑道：“你当年早就金盆洗手了，为什么当官的还要把你抓起来？”
封老大给大家发了一圈烟，不紧不慢地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本性使然，不足为奇。想当年我老封在红州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如果他们把我忘了那倒是一件让人拍案惊奇的事。”
郎超雄说：“对于我们的平反有些人心里不痛快那是肯定的事，好不容易把我们抓进去，这才关了几年就放了，怎么不叫人耿耿于怀？留尾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既然我们能够平反，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我相信割掉这条尾巴也不是什么难事。过了年我们再去申诉，一定要地委彻底还我们一个清白。”
封老大说：“以后的事过完年再说，今天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这几年多亏了我媳妇把我的建筑公司硬撑下来了，来！”他对着隔壁那张桌子叫道：“媳妇，我敬你一杯。”
铁戈也站起来喊道：“晓茜姐，我也敬你一杯。”
龙晓茜隔着桌子应道：“还是我敬你们吧，你们坐牢，劳苦功高，我不过是做了一些份内的事。”
一屋子人听了这话，全都大笑不止。
铁戈笑道：“那是。你以为反革命是好当的呀？我们这些人就有这种本事，进去时是一群黑不溜湫的反革命，出来时一个个都他妈还是红光灿烂的革命接班人。哎，老古啊，你们在看守所里吃了亏没有？”
“你想想坐牢的人哪有不吃亏的，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当年造了地委的反的造反派？他们最厉害的就是上手铐戴脚镣，不准放风，不准传见。我从七六年被捕到七九年底平反，戴了三年多铐子和脚镣。铁戈，你上过脚镣没有？”古学范说。
“上过。你那脚镣有多重？”
“大概有三十多斤吧。”
铁戈大笑道：“三十多斤的脚镣那真是小意思，我在监狱里戴的脚镣有一百二十斤重，也是手铐脚镣一起上。”
古学范问道：“我的天，监狱里还有那么重的脚镣？不可能吧？我整个人才刚刚一百二十斤重。你在监狱里又犯了什么事？”
铁戈鼻子里哼了一声：“那是特制的脚镣，平时不拿出来，一旦拿出来了那就说明干部非常痛恨这个人。七七年我进监狱时冬季整训已经结束了，七八年监狱搞冬季整训，我死不认罪，还和管教员大闹一场，把管教员气得要命，二话不说当场就把我连铐带镣关了禁闭。关禁闭好啊，一天九两囚粮还不用上班，有书看还有烟抽，逍遥自在得很呢。你们知道我看见一个什么人了吗？我看见蔡廷锴的嫡亲孙子了，也在我们中队，和我一起关禁闭。那是个老反改造分子，每年都要戴铐子关禁闭，是小号子里的常客。”
古学范问道：“怎么把蔡廷锴的孙子也关了？他犯了什么法？”
“无非就是收听了敌台，就为这事判了十五年，你说冤不冤。哎，怎么没有看见辛建和章子野？”
姜军说：“辛建调到他爸爸那里去了，就是不知道章子野为什么没回来。”
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