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戈问道：“大脑壳，这是什么歌？”
“日本歌曲《支那之夜》，听过没有？”
“没有。”
“你肯定听过，电影《五十一号兵站》里就有。”
“真的？我怎么不知道？”
“那个电影刚开始时在日军司令部里放留声机就有一点，只是太不完整，一般不熟悉的人根本注意不到。哎，日本歌你不会唱吧？”大脑壳又开始臭显摆了。
铁戈淡淡一笑：“我能用日语唱日本歌《满洲姑娘》。”
“你会唱日语歌？吹牛吧。”大脑壳不信。
“这点小事何必吹牛，你们听好了。”
铁戈唱道：“哇达西急哦落戈满消么事没，
哈罗哟三嘎子约克多克哩。
嘎啦莎啦啦喔衣约梅哩，
喔拉依拉戈啦尼莫拉，
旺沙一抹得得去哦大一哩。“
大脑壳笑道：“你个狗日的瞎唱。”
铁戈并不反驳，他用汉语继续唱道：
“奴是二八满洲姑娘，
三月春日雪正融。
迎春的花儿将开放，
等奴去出嫁哟，
心爱的郎君你等着吧。“
大脑壳这才知道铁戈真会唱日语歌，不禁问道：“你从哪里学来的？”
“从我老爸那儿学的，他当了十四年的亡国奴，会讲一口日本话，他没事就哼哼两句，我慢慢就学会了。”
铁戈拿出烟扔给每人一根，划火点着，美美的吸了一大口，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说：“在这蓝天白云之下，阳光拂面，熏风南来，享受啊！”
大脑壳却问道：“铁戈，你是么样把阮指导员惹毛了？他昨天跟我说：‘解全胜，你以后莫跟铁戈搞到一起，那个家伙反动得很！’
“哈哈，他还蛮记仇哇。上个星期我们下了中班，半夜三点老子睡得正香，阮指导员叫我起来到楼梯后面斗争彭定安。你知道到楼梯后面斗争哪个人就是干部叫犯人打犯人的暗号，我不听那一套，当时就把他顶回去：‘彭定安犯的是国法，他又没犯我的家法，我凭什么打他？不去！’说完又睡我的觉，把老阮的鼻子气歪了。我才不像包厚斌、李家宾那些王八蛋那样，干部叫他们批斗哪个他们就把人往死里打，那都是些畜生。老阮说老子反动，放他妈的狗屁！他才反动得很。身为监狱干部叫犯人打犯人，公然违反《劳改条例》的规定，还有没有人性？我最痛恨他那句话，说什么‘教育不是万能的。’你他妈没有本事改造犯人的世界观，凭武力征服到头来谁都不服。你看人家羊干事，说话总是和风细雨，句句都在点子上。有一次羊干事找我谈话，他说：‘从判决书上我看不出你犯了什么罪，但这并不影响干部管教你。因为不管是谁只要进了监狱，他的身份就从公民变成了犯人。哪怕是我的亲老子进来了，我也只能把他当犯人管教。就算他有天大的冤屈，但他的犯人身份也是变不了的。’你看人家羊干事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叫人不得不服。”
“铁戈，积我八、九年的劳改经验，在反革命队劳改一定要把自己伪装成刑事犯的样子，千万莫谈政治，免得成为干部注意的重点。我上次在这里跟你说过一回，现在再提醒你一次。”
“为什么这样关照我？”铁戈颇感意外。
“因为你是整个中队里唯一为朋友翻案进来的，大家都很佩服你的人品，所以我才跟你讲这样的话，还不是怕你吃亏。俗话说枪毙好受，现亏难吃。”
“多谢指点。但是要我去打别的犯人我做不出来，不过如果干部叫我去打包厚斌、李家宾那种王八蛋我肯定下死手搞，那两个狗日的是庆父加畜生，简直不是他妈人做出来的东西！”说到这里铁戈回忆起一件事，他笑道：“我记得去年我刚分来，易管教员带我到球场上打球，我从走廊上经过看见你跟牛瞎子、曹矮子打撮牌，活脱脱一副流氓相。”
龚瑾也笑道：“我看大脑壳是有点像流氓。”
大脑壳大笑着用双手拍着自己的肚皮：“哈哈，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铁戈，上次我在这里跟你说的话看来你忘记了。我跟你说，我被红州中院驳回上诉以后分到沙洋机床厂，在那里我继续坚持我原来的观点跟干部闹，结果把我关了半年的小号子。出来后把我调到沙洋砖瓦厂，又关了九个月。干部说：‘解全胜你就闹吧，你闹我就关你的小号子，你逃跑我就加你的刑，直到你把刑期搞完。实话告诉你，在监狱里穿皮鞋的不怕光脚板的。’后来我还是继续闹，他们就把我和韦麻子、陈老三，还有关在沙洋的造反派一起调到马良石料场集中管理。最后又把一些最坚决的反改造分子调到这里收监改造。铁戈我问你，我们是为么事进来的？”
“这还不知道，得罪了当官的。”
大脑壳板着脸教训道：“大错特错！我们是因为政治观点才进来的。羊干事找我谈过话，专门说这个事。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何必跟自己过不去？你要坚持你原来的观点、信仰并不需要说出来，在心里一样坚持。在监狱里反革命就是政治犯，政治犯怎么还能谈政治？你只要不谈政治，哪怕你跟别人打死架，干部也不会把你么样。你看我们中队有哪个是因为打架关小号子的？关小号子都是因为坚持原来的政治观点，不认罪抗劳的人。刑事犯队那些人只要一打架就要关小号子，就因为他们原来就是刑事犯，到了劳改队还敢称王称霸，干部不整这些人整哪个？一句话，我们既要坚持信仰又要善于伪装，这样才不至于吃亏。”
“大脑壳，你狗日的硬是高哇！但我做不到，我不善于伪装，刘备喜怒不形于色那一套我觉得太难学了，要我装乖孩子比登天还难，那不是我的风格。”
“你是么事风格？”大脑壳反问道。
“我属于典型的东北大老爷们的风格，敢作敢当，敢爱敢恨。”铁戈历来以此自豪。
“你为朋友翻案结果把自己也翻进大牢里来了，这种敢作敢当的后果太惨痛，代价太大，完全是一种无谓的牺牲。这种精神固然令人钦佩，但得不偿失，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留在外面跟他们继续斗争不是更好吗？过去那些地下党为什么一听到自己人被捕以后都跑了？总不能都去做无谓的牺牲吧？”
铁戈听了这种评论十分不以为然，他反唇相讥道：“我的情况不能跟地下党相比，我又没有搞地下工作，我那些朋友都干了些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跑什么跑？如果还让我留在厂里不把我整死才怪，我宁可坐牢也不愿意挨整。你那是机会主义的做法，我无论如何做不到，想起朋友们在牢里度日如年我心里就难受！”
曹矮子说：“我同意大脑壳的说法，这不是什么机会主义的做法，这是策略。共产党当年如果不长征在江西硬顶，怕是早就灰飞烟灭了。彭德怀在庐山硬顶，结果被撤职罢官。尽管他在民间的口碑很好，又有什么用？假如他不在庐山写那封信，而是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暗中抵制老毛的那一套做法，他发挥的作用不是更大吗？老毛早就讲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说明老毛在策略上的确很有一套。彭德怀只懂得打仗，不懂政治，所以吃了大亏。陶铸也属于这种人，搞了一辈子政治却不懂政治，不懂权术，结果死在政治斗争中。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但终究还是吃了个性的亏。中国政坛上只有一个人是最最顶尖的人物。”
“谁？”铁戈很好奇。
大脑壳接过话头：“邓小平嘛。老邓在文革中本来是在劫难逃，结果他韬光养晦，总算是在劫不在数死里逃生，现在还不是他说了算数，这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