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五队是最少的，我们这里有的人刑期有三十八年，你说可怕不可怕？再说了，我是全中队最小的一个，将来出去了我也不过三十三岁，着什么急？人家是十年寒窗，我就来他个十年铁窗。他读他的清华北大，我上我的社会大学。同样是十年磨一剑，我就不信我在这里学不到真本事？将来就不能凭我的双手养家糊口，安身立命？”
提听到养家糊口，汪寿龄说：“铁戈，何田田要你的地址，她要给你写信，还想来看你。”
“妈，你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她！田田是个好姑娘，我跟她是六六年红卫兵大串联时认识的，到现在也有十年了。说心里话我是从内心深处爱她，正因为爱得深，我才不能耽误她。人活在这个社会上不能太自私，明知我现在已经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拉一个人来陪葬？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就是青春，青春只是人生中很短暂的时光。我的青春已然凋谢，田田的青春现在才刚刚跃上枝头，我怎么能忍心看着她为我而毁灭？如果我要她等我无异于把她拖进万丈深渊，那真是一件残忍的事。爱一个人就一定要设身处地的为被爱的人着想，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其实我哪能不想她，连做梦都常常梦见她，但我尽管爱她也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爱。如果我给她写信，她肯定能收到（他不知道何田田已经调回红州了），而且也会给我回信，这就会引出一个坏结果，就是暗示她死心塌地的等我，那无异于拉着她一起陪祭！毁人青春，罪莫大焉。妈，如果她再问你，你就说不是直系亲属监狱不准接见。你不知道，田田的个性很有点男性化，她说过的事一定会做到，很像个敢作敢当的男孩子，而且特犟，她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这让我很担心。如果她再到咱家来，你要好好开导她不要一条道走到黑。唉，见又何益，徒增伤感而已。”
越是这样说，何田田往日的音容笑貌在他的脑海里越发清晰，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他心里充满了惆怅。
经羊干事劝解铁夫又走过来和铁戈交谈：“时间不早了，司机还在外面等着。铁戈，监狱就是监狱，不认罪服法是不行的。刚才羊干事跟我说了你在这里的表现，说你劳动很好就是不认罪。我希望你认罪服法积极改造，争取减刑，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铁戈不以为然，忿忿地说道：“我的信仰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罪从何来？何罪之有？如何认罪？要我积极改造我怎么改？我这一改不就改到我信仰的反面去了吗？那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老爸，你知道我们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我判刑以前法院没有提审我就强行判决？就算我是杀人犯也应该问一问我杀人的动机、怎么杀的人、作案的工具是什么、作案地点在哪里？可法院问都不问直接把我判了我当然不服。日本人、国民党抓来的共产党员都还要审问一下，红州县法院不提审就对我进行判决你叫我怎么认罪怎么服法？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府这么蛮横无理？我写了五张大字报换来十年刑，这个国家还让不让人说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比他妈封建社会还厉害！政府不守法、百姓不信法、司法人员玩弄法，已经构成了当今社会的执法图景，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提审，地委只想把我们尽快地判了，他们怕我妨碍了他们速判速决的阴谋，所以不对我提审。我在红州看守所时同号子每个犯人都提了审，盗窃犯、诈骗犯、造反派都提审过，就我一个人没提审，这里面有地委的猫腻。其实那些宣判我们有罪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他们无中生有，栽赃陷害，草菅人命，枉法裁判，他们是当代的秦桧！你现在要我认罪，那好，你说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只要你能说出所以然来我立马认罪。”
“笑话，我又没有和你们那些人搅在一起，我知道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也没有和他们搅在一起不是也被判了刑吗？如果全中国都可以这样任意定罪的话，那我们国家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已经被定罪的人，另一种是随时都可能被定罪的人。老爸，连彭德怀都被无端定了罪，我们国家还有无罪的人吗？我在这里就碰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案子，说出来你都不相信！不进监狱你就不知道什么叫荒唐。监狱就是一所大学，它教会我认识如今的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如果坚持认为我有罪，你在地县两级法院都有熟人，你去问一问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我绝不相信法院都是昧着良心说话的人，我更不相信中国会永远让那些无耻之徒横行霸道下去！是的，他们现在是把我关进了牢房，他们可以禁锢我的肉体，但他们永远也无法禁锢我的思想。说到劳改，人家纳粹的奥斯维辛大门上还写着：劳动使人自由，连法西斯的集中营都在搞劳动改造，我肯定也要劳动。我认为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为国家多生产绸子，我可以积极劳动，但我决不认罪，更不会改，劳改劳改，我是只劳不改，要想我认罪除非太阳围着地球转！”
铁夫一听气得不行，过来就要打铁戈：“我操你祖宗！老铁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
羊干事赶紧冲上来拦住铁夫，横在父子俩中间。
铁戈大叫道：“老爸，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二十三年来你教育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我照你说的去做了。毛主席号召我们批林批孔反潮流我也做了，我听毛主席的话倒成了不是东西的东西，如今我落到这步田地你还有怨气，你怨我我怨谁去？我的怨气比天还大，我还没地方发泄呢，你如今反倒找到我头上来出气了。还记得在我到白菂河去的头天晚上你给我说的那些话吗？你给我定了四条，要我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好技术干革命，我全都做到了，现在却被打成了反革命。《三字经》上说养不教父之过，你生我养我时时刻刻教育我，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只能证明你的教育是失败的！你吃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你过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你流的汗水比我淋的雨还多，你为什么就不给我讲讲五七年右派分子是怎么整出来的？五九年为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是怎么被打倒的？文化大革命那些五一六、北决扬分子是怎么逼出来的？你对我的教育全都是正面教育，你为什么就不教我‘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莫信直中直，需防仁不仁’、‘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你不说你的教育方法有问题现在还要打我，老爸你搞清楚了，这里是监狱不是在社会上还像以前那样你想打就打？干部都不能打犯人，你凭什么打我？还有没有政府了？”
“我凭我是你老子！”铁夫怒喝道。
“不错，你是我老子，我是你儿子，这关系一万年也改变不了。但我同时也是国家的生产工具，还要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国家的生产工具你也敢打？你要是真的动了手那也好办，我立马往地上一躺，就说被打伤了，好好的休息几天。别的事学不到，装孬倒是挺好学的。”铁戈突然一改激愤的口吻嬉皮笑脸地说，他就是要气一气老爸。
铁戈的胡搅蛮缠惹得羊干事也笑了，他一边拦住铁夫，一边对铁戈说：“接见的时间到了，你回去上班。”
铁戈提着食物愤愤地走了。铁夫则气得不行，可又毫无办法，毕竟监狱不是外面的社会，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有分教：
铁窗风味也陶然，万事皆休认罪难。
魏晋汉唐浑不论，采菊何必是江南？
正是：一言不合既要出手，万事皆休认罪亦难。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86。…第八十六回 院长私下说真相
第八十六回
院长私下说真相
铁夫无奈问苍天
话分两头。
其实铁夫这次来接见原本想告诉铁戈一些案情真相，但因为他心里有气所以一见面就奚落铁戈，反倒惹得父子相争。
年初五的晚上铁夫到汪学勤家去了解铁戈的案情。
列位看官，这汪学勤和铁夫虽然都是南下干部，但分属二野和四野，原来并不熟悉。一九七零年他们同时被抽到红州地区文革大事件办公室工作，在办案过程中他们两人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不掺杂派性观点，二不夹带任何感情色彩秉公办事，再加上都是南下转业军人，所以两人很谈得来。到了七五年汪学勤又和铁夫被抽到晋梅县农村蹲点，汪学勤是队长，铁夫是副队长，两人更是无话不谈。有了两次共事的经历，所以铁夫决定亲自去了解一下铁戈的案情。
一见面铁夫开门见山地问：“汪院长，我今天不是来拜年的，我就是问一下我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就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呢？说老实话我不相信我儿子会反党。”
汪院长给铁夫沏了一杯香片，又递了一根烟，叹了口气说：“老铁呀，很多事情说不清楚哇！”
“汪院长，你说不清楚谁能说的清楚？案子是你们法院审的，人是你们判的，你不清楚只有天知道！就怕你知道了不肯说。”
这是一句将军的话。
汪院长点了一根烟大口大口地吸着，沉默了好一阵，终于道出了实情。
“老铁呀，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我还是把实际情况给你讲讲。这个案子是这样的，七五年六月咸宁地区抓了一个叫龚瑾的人，这人是个转业军人，通山县工会的一个干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把通山县文革中互相争斗的钢派和新派甚至原来的老保都捏到一块一起造县委的反，把通山县闹得一塌糊涂，咸宁地委早就想把这个人拿下，一直盯着他，后来真的把他抓了，接着又抓了另外几个造反派头头。通山县原公安局长的儿子乔小平闻讯后跑到辛建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但乔小平并不知道通山县公安局的人暗中盯梢，他的一切行动都在公安局的监控之中。他在辛建家住了一些日子后又突然回到通山，结果一下车就被捕了。在搜查中发现了辛建给乔小平的信，通山县立即把这个情况上报给咸宁地区，咸宁地委马上给红州地委发了一份公函通报这一情况。红州地委接到咸宁地委的公函后责成公安处长柳国夫牵头成立专案组，他是组长，我和文重、县法院院长董增财是副组长，专门负责这个案子。七六年七月十九号县公安局密捕了石庵村和辛建，八月四号抓了郎超雄，以后又陆续抓了叶一彪、柳六一等人，你儿子铁戈是七月下旬被关进学习班的。等到审讯材料和学习班的交代材料报上来以后，我发现其实他们并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汪院长又给铁夫杯子续了一些开水：“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爱读书，什么书都看。这帮小青年对郎超雄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自发地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还有什么黑格尔、笛卡尔的哲学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凯恩斯的一些著作。在看待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时语言有些尖刻和偏激，说什么中国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等等。这些都还好说，关键的问题是郎超雄写了很多文章分别寄给《文汇报》、《红旗》杂志、《历史研究》杂志，有一篇甚至寄给了毛主席办公室。七四年他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物质与精神关系，批判了精神万能论。另一篇文章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批判上层建筑决定论的。就为这两篇文章，董院长和呼延庭长整整审了郎超雄三天。郎超雄在被审讯过程中说‘精神万能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这两种谬论，打着宣传毛主席的精神变物质论断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塞满了书报市场，可见唯心主义史观在我国的复辟达到了何种严重的地步！这就证明郎超雄他们这些人是花了大量的时间用来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而且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四人帮他们不正是鼓吹这些东西吗？可是柳国夫却把这两篇文章上纲上线，始终认为这是郎超雄反对毛主席的铁证，因为毛主席讲过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关系的话，董院长和呼延庭长也倾向这个意见，我则认为这好像是学术方面的争论。就因为我的这个观点，古书记说我太右。于是我和董院长一起到省高院去，请高院的领导替我们把把关。结果省高院的领导也认为这是学术之争，他们还带我们到湖北大学哲学系去座谈，那些哲学系的教授们却不敢表态，只是说这种提法是第一次看到，国内哲学界尚无此提法，别的话一句也不敢多说。我从他们吞吞吐吐的讲话中知道这些教授们一是认为郎超雄的观点很新颖，二是学术之争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但这样的话那些老教授不敢直接说出来。这样一来董院长也倾向于我的观点，于是我们法院系统和公安系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此后再也没有搞出什么像样的材料。”
铁夫扔了一根烟给汪院长，听他继续讲：“这样地委就骑虎难下了。判吧，没有证据；放吧，后患无穷。古书记给专案组定了个八字方针：‘继续关押，继续审讯。’到了七六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的七八月份，地委甚至准备释放郎超雄等人，还把我和董增财叫去开会商量这个事。我和董增财是倾向于放人的，柳国夫和文重则坚决不同意放人。古书记当时很犹豫，但他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派董院长找郎超雄、石庵村和叶一彪三个人谈话，要他们出来以后不要再闹了，另一方面却又拖着不放人。即使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地委还在等待观望，直到全国局势完全掌握在新的党中央手中以后，这时古书记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变得十分强硬，坚持判决此案。这个案子的判决也就是每个人判多少年都是他和柳国夫事先定好的，县法院所做的只是写判决词和宣读判决书。关于对你儿子的处理原来并不打算把他扯进来，通过对郎超雄等人的审讯和交代材料来看，铁戈和郎超雄等人并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和韦新雨、李炳林完全不认识。他只是和辛建、柳六一、章子野等人接触得比较多一些。但是他当时在白菂河，一年只能回红州一两次，主要是信件来往。这些信件我都看过，有的是探讨一些哲学观点，大多是互相勉励为革命学技术，为国家作贡献等。至今没有发现他和郎超雄等人通信……”
“对呀，可见我儿子并没有犯法嘛。”铁夫急不可耐地打断汪院长的话。
“你别急。铁戈有三个问题得罪了古书记：第一，七四年他和设备厂另外三个人闯进古书记的办公室和古书记辩论，还掀了古书记的办公桌；第二，铁戈在学习班期间私自外逃，到地区公安处向文处长递了一份叫《訄言》的申诉材料，并和文处长大吵一通；第三，回厂后在学习班搞绝食斗争，四天四夜不吃东西，连文处长亲自去处理这件事都解决不了，搞得文处长只能叫厂里先解散学习班，他才恢复进食。你那儿子吃亏在一个犟字上，如果他不跳出来为郎超雄、辛建等人翻案，不写申诉，最多办他几个月的学习班，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铁夫听完了汪院长的话，急切地说道：“汪院长，既然这些人只是自发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就算有的观点偏激了一些，也不构成反革命罪嘛。我且不论儿子犯没犯罪，申诉是他的权力，难道申诉也犯法？至于说和古书记辩论的行为即使是错误的，那也是设备厂的四个人一起干的，郎超雄他们并没有参加，也不能定为反革命集团活动嘛。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