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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戈却不笑，还一本正经的说：“现在我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判决书说我威胁专政机关，看来我犯了威胁罪。我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可能是态度罪。我写申诉为大家辩诬，又犯了申诉罪。在公安处我把姓文的好好戏弄了一番，犯下了调戏妇男罪。操他妈，我看这个写判决词的人真是大手笔呀，起码他能无中生有，用大字报的语言罗织罪名编造谎言。真亏了他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样一篇奇文。古人云：‘唯楚有才，于斯为盛’，信哉此言。我在学习班时虽然不相信你们组织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但我最怕的是你们搞成了‘北斗星学会’那样的东西。鲁礼安主编的《扬子江评论》的文章我看过，我不认为是反动的东西，不过是激进了一些，但他们终究还是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戴帽下达的罪名，不论你是否有罪，只要上面想搞你就算你有孙悟空的本事，也逃不出这张无形的大网。原来我只是猜测，今天听了郎老师的一番话我才最终确定我们是个冤案。我们实际上是红州地委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必欲把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我真怀疑这帮狗杂种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应该为老百姓谋幸福，怎么把我们这些小小的平头百姓谋进了大牢呢？”
郎超雄说道：“铁戈啊，你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你把希望寄托在法律和政策的公平上，或者是那些老爷们的良心发现，只能是与虎谋皮。”
石庵村问：“你看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吗？”
“没看过。”
“那你知道苏联在肃反运动中，斯大林杀了多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吗？”
“斯大林杀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好像还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别的不太清楚。”
石庵村一脸冷峻：“一部苏共党史几乎等于是斯大林的杀人名单。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二十人被以各种罪名处决或被迫自杀，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上千人被捕、流放或处决，五个元帅被杀三个，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被杀了二百多个，普通的党政官员和老百姓被关、被杀、被流放的不计其数。还有很多人不是关在监狱而是关进神经病医院，没疯的也整疯了。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就被关进了神经病院。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有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从红军时期起在江西打‘AB’团，在洪湖苏区杀段德昌，在陕北关押刘志丹等人，延安整风整得许世友等人要跑。五九年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军事俱乐部’，文革初期打倒刘、邓、陶、王（王任重），彭、罗、陆、杨，还有什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内人党案’、‘东北地下党案’、‘五师叛徒集团案’等等，杀死、整死多少人 ？http：//87book。com牵连了多少家庭、亲朋好友？文革中连国家主席都难逃一死，你我这等小小老百姓何足道哉？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我敢断言我们这个朝代的冤案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而于文革尤甚！！简直到了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地步。沙洋就是湖北的劳改城，名气之大，连中央很多部委的五七干校都设在那里。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冤案已经形成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冤案？为什么中国和苏联的情况如此相像？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记得普列汉诺夫讲过这样一句话：‘在历史和现实的一堆疑惑面前，不要哭，也不要笑，而是去理解。’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坚信，虽然法院判了我们，但历史不是法院创造的，历史将宣布我们无罪，这是我的信念。”
这些问题铁戈从来没有想。他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每次吃年饭时铁夫总要用筷子指着桌上的饭菜教育全家人：“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哪有这么好的生活？这些菜你们的爷爷奶奶都没吃过。我六叔就是地主，我给他家放牛时看见他喝酒，就一个豆腐熬大白菜，一个山上采的蕨菜，平时也见不到肉。”
铁戈的父亲总是这样教育孩子们，因此他从小就坚信社会主义是全世界最好的社会制度。地主老财吃过什么样的菜他没见过，但在他没参加工作之前每月能吃到一两次肉。据铁夫讲他在辽宁本溪老家的大山沟里，一年才能吃到一两次肉。有了这样的对比，铁戈和他父亲一样虔诚地崇拜毛泽东。在他判刑的当天，他就用从牙膏皮上撕下来的铅皮，在判决书的尾页上写下了一首五言绝句：
无题
锒铛二老泪，笑觑十年期。
中夜望北斗，独怀毛主席。
他把这首诗拿给大家看。
柳六一评论道：“铁戈在身负十年刑期的情况下，依然怀念老毛，可见感情之真挚，信仰之坚定。‘笑觑’二字用得好，大有这十年刑期何足挂齿之慨。”
叶一彪则不以为然道：“还‘独怀’呢，要不是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你我岂能有今天的牢狱之灾？说实话我原来也特别崇拜毛泽东，认为他是中国几千年难遇的明主仁君。在我被捕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常调号子，碰到不少五乡八宝的人，有刑事犯，有政治犯，还有即将被枪毙的人。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几乎各占一半，也就是说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反革命或政治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对当今社会不满？而那些刑事犯中有一大半是盗窃、诈骗犯。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劳动，非要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谋生？结果一了解才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从贫困的农村和边远的山区来的，他们说在老家的工分实在太低，在队里生产一年到年底一结算，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如果家里有人生病，小病小灾就扛一下，要是大病那就算完了，好多年都翻不了身。他们到城里来满以为会看到一片蔚蓝的天，可是进城以后却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自己的，连到建筑工地做小工、下河打起坡这样的苦力活都没有自己的份。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开始盗窃，大到偷牛，小到偷鸡，只要能吃能变钱的什么都偷。脑筋活泛一点的就到处诈骗。古人云：‘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如果年复一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把中国搞得百业凋零民不聊生，那就不得不对这场运动的性质重新思考。我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复思考文化大革命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幸福还是灾难？美满还是毁灭？前进还是倒退？民主还是独裁？犹太人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现在我们中国是用脑一思索，就要进监号。”
柳六一说：“我们下放的地方还算比较好，十分工有六毛钱。我们知青每出一天工算八分工，一天好歹有四毛八分钱。铁戈，你原来跟我说过白菂河山区十分工才八分钱，是真的吗？也不至于那么穷啊。”
铁戈说：“那还能骗你！有一次我跟何田田和几个朋友一起到月山去春游时，在当地山民家里讨水喝才知道这个情况。当时我们走累了，就在这户人家坐下来一边喝水一边聊天，问起当地的收入，那家的老太婆蓬头垢面，鹑衣百结。她说当地一天才八分钱一个工。那些山民穿的那个破啊，简直没法形容。当时最便宜的烟是‘经济牌’的，也要九分钱一盒，也就是说山民们干一天农活还买不起一盒最差的烟。她说我们队还算好一点，再往山里走那里面更穷，一个工才六分钱。我说你们养鸡呀，一个鸡蛋在白菂河街上可以卖六分钱，我们想买还买不到。她说不能多养，养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呀。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打死我都不相信中国的老百姓穷到如此地步。后来何田田给了这老太婆两毛钱作为茶水钱，那老太婆说：‘姑娘，在我们山里喝水是不要钱的。’何田田说：‘老奶奶，喝水就应该给钱。’说完红着眼圈跑出去了。那情景直到今天还在我眼前晃动，解放都二十多年了，山里的老百姓还是那样穷，这他妈革的什么命？”
晚上，这里不像看守所那样催人睡觉，号子里的灯通夜长明不熄。这里关押的是从湖北各地送来的已决犯，反正都判了刑，不存在串供翻供订立攻守同盟的问题。而且都是已决犯，几乎不存在自杀的问题，因此枪兵只是负责外围的警戒值勤，在号子外值班的都是快刑满的外劳犯人，为了便于观察号子里面的情况，所以晚上不熄灯。
铁戈和柳六一都只带了一床被子，只好垫一床盖一床。他俩半躺半坐，把头靠在墙上，都在想心事，久久不能入睡。
铁戈突然问了一句话：“六一，记不记得宁老师讲的话？”
柳六一摇摇头，一脸茫然。
“六六年我们要毕业了，宁老师有一次讲完课以后说：‘我从一年级把你们带到六年级，这在我们附小还是第一次。所有的老师都调过班，只有我没调。学校曾经要调我到别的班，但我不同意，我就想把你们一直带到毕业。同学们，整整六年了我们朝夕相处，我真的爱你们每一个人。毕业后你们还要上初中、高中，有的还要上大学。我带你们四十五个学生，也许将来会出科学家、军官、教师、工人、干部，也许有的人会坐牢，因为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的。’你记得这话吗？”
“这话我记得。宁老师还说：‘当你们踏上社会参加工作以后，一定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全部用到为祖国的建设中去。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孩子，即使你们中间有人坐牢了，我也不会嫌弃他，哪有妈妈嫌弃自己的孩子的？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只要改了还是好人，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唉，现在想起来就像昨天的事。”
铁戈叹道：“就本质来说，我们的本质都不坏，为什么坐牢的偏偏是我们？我们从小就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这个国家，怎么到头来把自己‘热爱’进了大牢？宁老师是多好的人哪，为什么偏偏把她打倒了？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难道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革命？”
柳六一张了张嘴，但终究未吐一字，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