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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超雄评论道：“不错，起句平实，这是高手写诗的做法，给后面的人留下无尽的空间。”
“接着辛建又说了一句：‘乌鸦变白鸽’。”
郎超雄又道：“差强人意，想象力还算丰富。”
“我也说了一句：‘风吹屁股冷’。”
郎超雄摇头道：“不雅。”
铁戈笑道：“最后姜蜀剑干脆来了句：‘屎留明天屙’。”
郎超雄大笑道：“更俗。”
众人笑得东倒西歪。
从这以后郎超雄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到辛建家聊聊天，姜军除了上学以外一有空也到这里来，铁戈则是每天都在这里看书。
辛开明家的房子很大，是南方那种明三暗六的格局，还带有前后小院，这也许因为辛开明是高干上面特意配置的。
辛开明特别热衷于栽花种草之类的事，对于高职低配的事并不在意，超然得很。他在前院种了一架葡萄，夏天满院浓荫，牡丹、月季、梔子花四时开放，倒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自从辛开明去了五七干校以后，这里就成了文学爱好者的天地。除了铁戈、姜军、柳六一、章子野以外，郎超雄、石庵村以及他俩的朋友叶一彪经常在这里聊天。
石庵村和叶一彪原来是红州地区机械专科学校的同学，六七年郎超雄作为“钢二司”驻红州地区特派员时，他们就有比较多的交往，他们三个人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年龄相仿，读的书都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大逻辑》、《小逻辑》之类的大部头著作，所以这三个人之间的共同语言比较多。
而姜军、铁戈、柳六一和章子野从小就是同学，年龄也相同，他们和辛建虽然不是同学但却是校友，因此这几个人交谈得就相对多一些。
后来大约在一九七零年初，柳六一的弟弟把他一个名叫左子海的少年也带到这里来看书，并参与对各种问题的交谈和讨论，那时左子海只有十三四岁。
郎超雄的确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且不说他的数学专业，除了文、史、哲、经以外，现代汉语里的诗词歌赋、中医的汤头歌诀也都烂熟于胸。他常常掐一把路边的野花野草告诉铁戈等人什么是车前草、犁头草、辣蓼，它们有什么药用价值，能治什么病。在辛建家的小院里，他时常讲一些诗词格律方面的知识，诸如什么是律诗的三平、孤平。为什么会有拗句，怎样救拗。什么是诗词的和韵，步韵与和韵有什么区别。词牌的用韵问题，什么是词牌韵脚的通叶，古风和律诗有何不同等等。
这些都是铁戈喜欢听的，他的确从郎超雄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因此这更加激发了他看书学习的积极性，可以说郎超雄是他的第二个老师，是他在古代汉语知识上的启蒙者。
辛建家就这样成了红州城里唯一的“文学沙龙”。当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是文革时期官方最为忌讳的“地下文学沙龙”，他们把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看得太真太神圣，很多年轻有为的文学爱好者都因为这种散漫的闲聊而酿成大祸。从一九六七年春到一九七五年夏这八九年的时间里，他们犯了一系列纯洁的“错误”——他们大量阅读各种禁书，传抄诸如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等地下流传的诗歌。他们崇拜俄罗斯贵族精英领导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却又笃信早期民粹派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普列汉洛夫，他们谈论政治，谈论从各种渠道流传过来的政治小道消息，却不懂得政治游戏的潜规则：自古当官多有理。他们自认为自己的言论光明磊落，所以从不对任何人隐瞒。辛建的家任何人都可以去玩去闲聊，却不知道在那个封建专制独裁的年代里任何言论都可以被无限上纲。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尚且都在劫难逃，他们这些小人物更是不堪一击。
他们读过很多历史，辛建甚至一个人就订了一整套《二十四史》（当时都是由各图书馆订阅），却不记得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其实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古已有之的“莫须有”的文字狱，如今犹如一柄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落下来。
而且这些人除了铁戈以外全都有红卫兵、造反派的背景，就连最小的左子海都曾是红小兵。当他们专心致志地听郎超雄讲诗词格律时，当他们为某个哲学观点辩论得面红耳赤昏天黑地时，当他们惬意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时，一张无形的大网已悄然落下他们却浑然不知。
他们是被共产主义理想喂养大的一代人，单纯、幼稚、天真到连狼要吃羊从不需要任何理由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直到厄运降临他们还在不断地问“为什么？”他们懂得很多知识，唯独不懂得什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许他们真的是那个封建专制年代的“十二月党人”。
有分教：
暂靖风云随处安，书生且作扪虱谈。
座中豪客谁相似？华盖当头终惘然。
正是：反复旧一枕黄粱，返书斋扪虱而谈。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6。…第二十五回 和好如初探究钢新之争
第二十五回
和好如初探究钢新之争
把酒持论细说骨肉相残
话说一九六九年夏天封老大出了学习班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有一天当姜军和封老大并肩走进辛建家时，铁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去年夏天你们打得昏天黑地你死我活，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不到一年怎么又成了生死与共的兄弟？真叫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