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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上的老榆树干开始长出了新芽，昏沉了几十年的中国大地终于开始苏醒了。
不久，又有人开始在家里织布，搞家庭工副业；陆续便有人办起了布厂、碾米厂、编织工艺厂；还有人到城里去开饭店和做其它生意。地里产的丰富，集上物质又流通，人们要鱼要肉吃香喝辣，这些几十年来简直比上天还要难的梦想，一下子都成了十分简单而容易的现实。老百姓干瘪了几十年的皮肤开始慢慢的润泽了，人们的脸上便都有了红光，有了笑容。
不久，大队又变为乡政府。看不到上面三天两头派到大队和生产队来的工作组，也听不到令人胆战心惊的锣鼓声，更没有成日喊打喊杀的一些人睁着血红的眼睛去斗争另一些人。人们从此开始安居乐业。
灾难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又不久，县城运输站的旁边建起了一座六层楼高的豪华大厦，名叫汉华酒家。据说，是县农场办的，总经理是农场的经理易志良。开张的时候，双层爆竹从六楼吊到地上，直爆了小半个时辰。大楼的第一、二层营业饮食，有小食粉面，亦有时菜小炒；有大排档，亦有雅座小房。三层以上住旅客。由于装饰豪华，吃的东西新鲜而丰富，但价格便宜，于是，生意火爆。每天早午晚市，饮食部的生意不停，顾客络绎不绝。相比之下，几间国营的饭店和旅业便显得冷冷清清。
原来，易志良下放到农场之后，做了农场的会计。农场共有七八十个工人，管理着几片山地，一个水库和百多亩的水稻地。这个农场原是县委机关的实验农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按照造反职工要求，农场工人实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有星期天，享受国营企业工人待遇，工资按工龄评级计算。由于农场的职工大都是县机关干部的家属，劳动管理松散，而土地多，耕作便常常误了农时，加上生产“吃大锅饭”，故不但经济效益低，而且，丢荒的现象也很严重。易志雄任会计后不久，场长陈炽中患了脊椎病长期住院，生产便处于半瘫痪的状态。部分农田粮食失收，农场的酒厂和米粉厂又因管理不善而亏本，职工的工资有时也发不出去。几个到农场劳动改造的“走资派”落实政策离场之后，原由他们放养的六条壮牛也因分给职工轮养而饿死了三条，农场的公共财物又不断散失。同时，外面的农民又开始占用农场的一部分土地。一个偌大的农场正濒临解体。
待到外面春潮涌动，农村开始搞分户承包的家庭生产责任制时，农场也顺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实行承包制度。易志良热心致力于新体制的实验，便与农场签了五年的承包合同，做了农场的第一任经理。
于是，他开始了因地制宜的各项改革。
首先是精简机构，停办经营不善的农场酒厂、米粉厂和副食品加工厂，把农场的劳动力安排到生产的第一线，实行了定人定责的生产劳动。
接着健全专业队伍，搞好基础建设，发展多种经营。农场贷款买了一批山羊和奶牛，由几个人组成了一个畜牧专业组，每天在山上放养；又把供应给职工的稻谷改为供应大米，把谷糠集中起来，饲养了一批肉猪；又成立了一个水库渔业队，专门负责割草养鱼；又在山上养鸡，还栽种了许多果树。各个专业组队都定了专门的管理责任，奖罚分明。
他又改革了农田的耕作管理，把一部分土地改种花生、玉米等经济作物，由农场职工承包；一部分水稻田承包给附近社员耕作，并与当地的治保和公安打交道，要回了被农民霸种了去的土地。由此，一百多亩土地的耕作既不失农时，又创造了效益。农场的七八十个职工各得其所，各善其力。
正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几造收成下来，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粮食、花生、玉米堆满了仓；水库里鱼肥虾多；山上牛羊成群，鸡叫鸟飞。农场发挥了地利人和的作用，以短养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每一个人，每一块土地都创造了财富。经过两年的整治，农场的借款还清了，职工的生活也迅速富足起来。
农场的产品丰裕后，产品便需要广阔的销售渠道。此时，农村的劳动力已得到解放，农村经济已从以农业为主转移到以工副业为主；青年农民从以务农为主转移到出外打工、经商为主；农业内部从以粮食为主转移向全面发展。在“搞活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下，城市改革开始全面启动，个体经济允许发展并受到了保障。当城里的灯光夜市热闹起来之后，易志良便在运输站的旁边买地建了一座六层大厦，经营饮食和旅业。一方面，发展饮食可以更好地解决农场农副产品的销路，提高产品的价值；另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来往人员增多，旅业必然兴旺，亦有利于促进饮食业的发展。市场经济起步，酒店从贷款买地建楼到开业，已完全是易志良的个人行为。但由于他是农场的经理，便打着农场的牌子，所以，各项手续都很是顺利。且工商管理和税务部门对农场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在经营上都给予各项扶贫政策的方便和照顾。不过，酒店开业虽是打着农场的牌子，却不能挂上农场的招牌。“汉华酒家”是易志良叫母亲陈兰英给起的店号。
酒店请了几个烹饪能手，开张之后，果然生意兴隆。农场的农林牧副渔各种产品在这里得到了最大效益的发挥。鱼虾生猛，鸡鸭野味，果菜新鲜，加上是自产自销，价格相对便宜实惠，于是客似云来，生意越做越旺，只一年光景就把买地建楼的贷款还清了。
此时，易志良已申请保留公职，下海经商，陈兰英亦早已落实了政策，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但她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便办了退休手续。经过农村的多年经历，她对生产责任制也有较深刻的体会，所以对儿子承包农场和进行各项改革都很是理解和支持。改革开放初期，山城刚刚开始热闹起来，但街市仍是旧貌。汉华酒家是县城第一座超过五层楼的建筑，正是鹤立鸡群，显得生机勃勃，十分兴旺。易志良既要经营日益发展的生意，又要打理农场的事情，分身不暇，于是，陈兰英便和女儿周芳芳一齐帮他管理农场。农场自实施专业生产责任制后，各项专业定了合同，超产归己，奖罚分明，职工收入增加，日子自然过得无忧无虑。
一日，汉华酒家来了一批港澳同胞回乡观光团人员入住，易志良格外盛情招待。他知道港澳同胞有饮早茶的习惯，便每天都为他们专设丰盛的早点，又叮嘱烹饪师傅尽量把菜肴搞得色香味俱全，又十分注意房间床褥的卫生清洁，天天换洗，使港澳同胞吃得香甜，住得舒服。几天下来，甚得旅客欢心。一天晚上，团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客人来到经理室，操着生硬的普通话对易志良说道：
“经理先生，十分感谢你这些天来的热情款待。明天开始，观光团各人自由活动两天，我想找个人在城里做向导，不知能否帮忙呢？”
“没问题。”易志良立即答应，“阁下不是本地人么？”
“我是香港人，此次是陪团来参观，并在县城办点事情。”客人说。
“城里街道不多，不知你要到哪里去呢？”易志良问道。
“城北的高铺街城隍庙巷。”客人拿出一张纸条读道。
“城隍庙巷在城墙边，近来正准备拆建呢！”易志良告诉他。
“怪不得这些天我找不到人哩！”客人说。原来，这些天参观回来后，他都到城北去找过，但见一条空巷，却又因语言不通，不敢贸然打听。
“请问你要到城隍庙巷去找谁？我有个舅父在那里，或许他会认识。”易志良说。
“我要找的人住城隍庙巷的陈家大院，有六十多岁的年纪，名叫陈资民，解放前是信义布厂的总管。”客人道。
“啊！”易志良觉得疑惑，客人要找的人正是自己的舅父。但他在过去却从来没有听舅父和母亲说过，他们在香港有什么亲戚朋友，不觉便有些警觉地问道：“陈资民已退休在家，一个月前搬家了。阁下认识他么？”
“实不相瞒，我不认识他。但我是受人所托，专程要来找到他的。谢谢你！”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客人感到十分高兴。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天，吃过早饭后，他带着港客来到舅父家里。这些年来，舅父家里也有很大的变化。外祖父母已相继去世，舅父母都已办退休。房屋因改造旧城而首批被拆了，一家人暂时住在儿子的单位宿舍里。舅父退休之后，最近又被单位聘请做供销业务的参谋。虽是六十多岁的年纪，但却身体壮健，精神奕奕。易志良带客人坐下之后，见过舅母及家中各人，便说明来意。
“请问阁下就是解放前信义布厂的总管陈资民先生么？”港客热情地握着舅父的手问道。
“在下正是陈资民。”舅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