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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滔和陈兰英都没有资格参加游行，乐得在家里休息。陈兰英听见外面热闹的锣鼓，坐不下来，便走出校门，与一些家属老少站在路口上看了一会的热闹。只见队伍中，除了手执火把的工人农民和干部外，有左手拿着红语录右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的学生，有边走边跳边唱的披红挂彩的男女宣传队员，更有腰上扎着红布带扭着秧歌舞的一些老太太。人们似乎都是那样的满怀激情，那样的兴高采烈，那样的陶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真是群情雀跃，盛况空前！”她回来对张滔说。
“九大召开了，意味着这场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人们应该高兴！”张滔正在看着报纸，他拆下眼镜来，很有感触的说道。
“你不见，土改时侯跳秧歌舞的老太婆们都出动了，但穿的衣服却很破旧。她们在土改时分到的地主家里的新衣服早就不能穿了！”陈兰英觉得热闹中有不足。
“这样搞由上而下的发动，万人空巷也只是假象啊！”张滔叹道。
“听路上看热闹的人说，这是生产队排工要她们去的。上面传下话来，迎九大要搞得比土改时的火炬游行还要热闹，说这是解放以来贫下中农的第二次翻身哩！”她告诉他，“老太婆们一边扭忠字，一边口里念着‘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跳得很有节奏。但有的跳着跳着摔倒了竟爬不起来！”
“这些老太婆们土改时知道分田地，所以手舞之足蹈之；可是，她们现在饿着肚子去扭土改时候的秧歌，只知道扭扭屁股回来有几个工分，哪知道什么是‘九大’，什么是党章，林彪又是谁啊！”张滔放下报纸，显得有点激动地说道。
“群众运动历来都是如此。上面一声令下，下面就热烈响应，忘乎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陈兰英却心态平和，她觉得见惯不怪。
“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有人说，中国人总是敲锣打鼓去迎接灾难的，我想，今天的火炬游行，该不是我们迎接灾难吧！”张滔的情绪仍然激动。他从报纸上看到，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完全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新的党中央委员会大换班，造反派头头大量加入，许多功勋卓著、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斥，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且被永远开除出党。多年来在农村工作养成的现实的思维使他意识到，冠冕堂皇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过去弄得民穷财尽的“三面红旗”与这些年来恢复经济的“三自一包”的思想的斗争，是浮夸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尊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实际的路线斗争，是一部分权欲熏心的人与另一部分讲求实际、注重民生的人之间的斗争。无疑，“三面红旗”的思想和做法今后仍将一意孤行，这种超现实的空想社会主义必将使国家和人民遭受更多的苦难！他深深地为这种苦难感到痛心、担忧和茫然。
“也许，九大以后的形势将更严峻，情况将更恶劣，我们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心事沉重的说。
“我们已经是牛鬼蛇神，到了死猪不怕水烫的地步了，难道还有比这更恶劣更残酷的么？”她觉得泰然。
“不然！兰英，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九大会议之前，我对‘三面红旗’严重的危害性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做了深入的分析，上书中央，希望我们的党能抑制这种乌托邦的狂热和个人崇拜！”他告诉她。
“你这是蚍蜉撼大树，必将受到他们严厉的镇压和报复！”她担心地说道。
“我知道我的这种做法会惹恼一些政治扒手。不久，他们也许会捉我坐牢，也许会把我判处死刑！”张滔两眼射出犀利的亮光，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要是这样的话，你不要难过，要勇敢地面对现实！”
“张滔，你不过是个基层的干部，何苦这样执着啊！”她劝他道。
“不，‘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真理绝不是权势的儿子！一个有良知的共产党员，决不能含含糊糊地生活！”他说出了铿锵的话语。
陈兰英的心被强烈的震撼了！她了解张滔，知道他是个刚直不阿的顶天立地的汉子，他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一颗对党对人民的火热的心。前些时候，她知道他在写万言《献国策》。作为一个共产党干部，一个正直的中国人，他知道他自己在做着什么并且应该怎样去做，她觉得对他的担心和劝阻都是多余的。经过这些年来的磨难，她对政治运动已感到麻木，对歧视和痛苦已感到习惯，对将来也没有抱什么幻想。她只希望能安静地过日子，那怕每天担屎担尿，只要没人再来打斗她和丈夫孩子，她就感到满足。但是，张滔似乎没有想到她的牵挂和痛苦，他疾恶如仇，却一点儿也不爱惜自己。
“你开口闭口国家、人民，要是有一天把你逮捕了，我们怎么办？你怎么就不想想自己和家庭啊！”她嘤嘤地哭了。
哭声使张滔立刻冷静了下来。是的，他怎么能不面对现实而多一点去考虑自己和家庭啊！看着深情的妻子，他感到了深沉的内疚。结婚这些年来，她给予他的是毫无保留的所有的爱。她从来就赞成和热爱他投身的事业，支持他的工作，并且在生活上象呵护小孩一样去照料着他。她把他和孩子志良看成她的一切，默默地为此作着奉献。然而，他对她和家庭却实在想得太少了，乃至在政治和思想上常常使她产生一些不理解，使她担心和感到委屈。今天，当他看到九大以后的形势将更加严峻的时候，才想到应该把自己上书万言《献国策》的事情告诉她。
“唉，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张滔走近前去抚慰着她，沉重地说道，“我们不幸生在这个时代，遭受着巨大的灾难。今天，有多少家庭在忍受着深重的苦难啊！解放十九年了，由上而下每天都在斗人，鼓动一部分人去斗争另一部分人。这种无休止的残酷斗争所带来的是丧失了真理，扭曲了道德，扭曲了人性，毁灭了中华民族的千古文明，并且，摧垮了国民经济。现在，人民过的仍然是贫穷饥饿的日子，难道我们能心安理得地让这种灾难继续肆虐下去么？”
“可是，大家都苟且偷安啊，许多再大的人物也不敢说出真理来！”她不无感慨地说道。
“他们想的只是自己和家庭。古人说，复巢之下，安有完卵。我正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家庭今后不再受这些人为的苦难才觉得要起来抗衡的。”他仍然说得很激动，但最后的语气却变得缓和了。经过那次被红卫兵活埋之后，他的思想和态度常常处于一种极度的激奋状态，很难冷静下来。
“我们也该想想自己的事情了。志良和刘丽珍过两天就要结婚，你忘记了没有？”她把话题转过来，柔声轻语的问。
“早先，我正考虑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他开始从沉重的感情中转了过来，瘦削的脸上浮现出少有的微笑。
原来，今天早上，舅父来告知志良要结婚的消息。他们选在五月一号。一则，这个日子有纪念的意义；二则，“九大”刚刚召开，毛主席号召全国要安定团结，相信今后的形势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结婚没有住地，借舅父家里腾出的一个在外面的房间来做洞房。计划大家吃一餐团圆饭，再举行一个吃喜糖的庆贺仪式，其余一切从简。易志良这几个月来回到公社的窑厂去劳动，虽然没有“解放”，但似乎也没有谁去过问他，星期天还可以像大家一样的休息，开始有了点儿行动的自由。
“你一无房子，二无票子，只有区区的几百元存款，我们能做什么啊？”她苦笑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