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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它个鸟，吃饭去，咱肚子闹革命罗！”易凌胜在背后说道。
“慢着，你看看这张在报纸上剪下来的，这里说的卢依群莫不就是我伯父哩！”卢博财小声说道。
易凌胜立即从鼻子里发出孔、孔两声，他先清一清鼻道，便也挤前去读了起来：
“以普通农民中等水平的粮食每个月每人30斤谷子来计算，每月便最少要缺15斤稻谷。一造六个月便缺90斤稻谷。一户五口人的家庭一造就缺450斤粮食。要买这四五百斤的粮食，对本来就困难的农民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中上水平的每月每人40多斤谷子，可这四十多斤谷子也要卖一点来做家用。家中养两只老母鸡下蛋，卖的钱男人们都拿来买烟吃了。要是家里有谁病了，没收入的农民还得卖点粮食来治病。所以，未到荒月，大部分农民却已经开始度荒了；至于一些在三十斤水平以下的人，日子就更难过了。有些钱的家庭，拿钱去买黑市粮；没有钱的人便只得吃瓜菜过日子。现在农村中饥荒的现象很普遍，患营养不良或水肿病的人不少。广东一些农民生活已接近饿死边缘。幸得政府及时采取了一些救荒措施，故还没有看到乞丐和逃荒的现象。我看政府应该放宽征购粮食的政策。”
“这卢依群怎么这么了解情况啊！”有人叹道。
“他说出了农民的真心话！”一个后生说。
“他说的尽是我告诉他的话哩！”卢博财有点得意的轻声在易贝车耳边说道。
“干部报大产量，余粮年年增加，这些情况他还不知呢！”一个戴眼镜的壮年人道。
“象解放那阵子，把田分给农民耕有多好呵！”一个穿着中山装，像农业社小干部那样的中年人说。
“－－－－－－－－－－－－”
议论的人越来越多。但大都是一些空着两手的朋友。那些挑着担的，背着包的，抱着家杂或挽着竹篮的，都来去匆匆。他们不知道供销社门口这么多人看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他们只着紧在散圩之前得办完要办的事情。但也有几个衣着干净，干部般模样的人，叉着手站在一旁观看。不久，一个脸额赤紫长得又胖又矮的同志，拿了一支红笔，拨开人群，走到前面去，把大笔一挥，那张小字报上便被画上了一个大交叉。
人们立即停止了议论。大家不禁扭头来看看这位面带点儿杀气的汉子。有人认得他是区里民政室的同志。他正眯着眼，半笑半讪地扫视着人群，许多人便赶快散去了。卢博财连忙拉拉易凌胜的衫尾，两人赶快离开了贴鸣放大字报的场地。
大字报贴了一个多月，逐渐就没有人去贴了。墟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也很少有人再去关心那些事情。大风和烈日已把那些大字报撕裂得体无完肤，有的已剥落下来。但唯独那张打着红叉叉的小字报却仍端端正正的贴在那里。有人还在边上加了红纸边，既达到稳固的作用，又使它显得特别鲜明醒目。
市场里，黑市粮价又升高了一些，杂粮也跟着看好。有人传说，报纸话农民接近饿死边缘了，政府就快要放粮救荒啦，便有许多人够胆吃多了些。“今朝有粮今朝饱，明日无粮跑返销。”弄得高级社社长们每天都总要被十个八个闹返销粮的人围着转。这些社长象禾田里的小米鸡鸟儿那样，藏头躲尾的，甚至连家里也不敢回去。有些缺粮户，尽管肚子没吃饱，可拳头大过板斧，叫起来比狮子还凶：“老子是贫雇农，饿死了我的话你要负责！”也有缺粮户全家人坐在社长的家里，不拿到粮卡就不走的。村子里，贫农们骂社长的事无日得了。有些社长的女人们觉得实在过不去，肚饱人不知肚饥的苦，便拍起桌子，毅然代替男人们跟他们吵了起来。
社长们在区里开会时，好多人都说这社长不好当，活受气。大家见了面说的话都是一个内容，人人的脸都是苦笑的，心情和秋热的大地那样焦炽。他们似乎都感到快要有什么事发生了，就像这焦灼的天气那样，热久生风，久旱必雨。
一场台风就快到了。
那一天晌午，天气异常闷热，炙肤的太阳正全力发挥它的热量烧烤着大地。石坡区区政府的会议室里，区长谭学东正在召开区政府工作人员的会议。会议室里门窗紧闭，没有风扇，没有写字台，人们坐在一张张长凳子上认真地作着记录，每个人都汗流浃背，但大家都没有扇扇子，也没有揩汗。他们正紧张地在听区长传达上级会议的精神。
“右派分子头脑发胀，极为猖狂。为了充分表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最近报纸上登了不少反面文章，有些甚至是有煽动性的言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现在广东叫得最凶的是卢依群。他叫嚣‘广东农民生活接近饿死边缘’。他利用一些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夸大其辞，恶毒攻击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这是对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污蔑，影响极其恶劣。我们要教育群众，提高认识，孤立反动派，打一场反击右派的人民战争，使反动派陷入被动。
上级要求我们做好三件工作：第一，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先要做好思想工作。各个村要搞忆苦思甜，树立典型。大诉旧社会的苦，大讲新社会的甜。第二，要做好一些缺粮户的安置工作，发放一部分返销粮。这半个月里，大吃户的基本口粮要有人控制，每三天到高级社里领一次，保证餐餐要有米落锅，不能断炊。第三，各村有浮肿病人的，集中到区卫生院治疗，不能留在家里。这个卢依群原是国民党的起义将领，现在在省的一个单位工作。他是我们徐昌县石坡区人。据说，这几天上级安排他回到他的家乡来作调查了解。为此，我们全区各村都要做好准备工作，不能有半点失误，使右派分子有机可乘。现在请张滔书记作指示。”
“我补充两点意见。第一，东桥村卢屋是卢依群的祖宗迹，他必定回去。我们要具体研究对策并作好安排。第二，对右派分子不能太客气，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由易志良组织一批青年团员和几个老贫农来对付他，适当时候可用革命群众愤怒的声势吓唬他一下，吼出贫下中农的正义的呼声来，但不能半点动他。”
张书记是石坡区新任的党委书记。他原是县委办公室主任。近二、三年来，从水库劳动发现易志良开始，到试验田的成功，他亲眼看到了这个知识青年的成长。他开始关心这个青年。他喜欢他的憨厚热情和工作干劲。这是新一代的干部，比没有文化的农村干部有见识和有创劲。尤其使他喜欢的是那一天他发现他竟是老同学陈兰英的儿子。他对陈兰英，总有一种未竟的心愿。当他知道她现在的境遇和易志良所作的许多艰苦努力时，他就想为他的进步铺设一些台阶。他把他调到区里来工作。任团委书记。他需要通过运动和一些具体工作来逐步提高他的觉悟和能力。
会议过后，大家都分头到各村去组织忆苦思甜大会。易志良力挑重担，分到了去东桥村的任务。他通过访贫问苦，了解了几个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农民。其中有一个叫卢展昌的，三代讨食，事例最为典型。
“我们今天统购统销就是要勤俭过日子。只要计划得好，自留地里再种点番薯，不但不挨饿还能饲猪养鸡。可旧社会就惨了，穷人难过四月荒。咱贫雇农无田耕，一到四月荒真是两手抓壁无沙跌啊，你有啥办法？便只得去逃荒乞讨。那一年天旱，赤地千里，大家都去外面逃生。可有的地主却大兴土木做新屋。我母亲怀着身孕去地主家做杂工，每天管吃一餐饭。但她把自己吃的大都拿回来分给孩子们吃了，一家人都捱着饿过日子。那一天，母亲饿得实在不行，看见路上有人挑着一担担白花花的地主老财建屋子的石灰，她听人说是面粉，便跑前去抓起来就吃，把口舌都烧坏了。从此她口舌糜烂，吃不下东西，不久就这样活活饿死了！”卢展昌在诉苦大会上讲了几场，每次都讲得很伤心，涕泪俱流。下面的群众都很感动。有的也就自己诉起苦来了。
忆苦思甜大会开得非常成功，多数农民都受到教育。以卢展昌为代表，再组织几个老贫农，加上村团支部书记卢伟导和几个积极的青年团员，一支与卢依群辩论的基本队伍就组成了。易志良给他们每人每天在生产队加记十个工分，另外区里再给每人每天补助半斤粮食和三毛钱。
不久，卢依群和几个随行人员风尘仆仆的回到家乡来了。但他不受欢迎。他青年时候读书从军，家乡认识他的人已没有几个。侄儿卢博财一家人这一天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到乡亲家里深入去访问了一些群众，也揭了揭他们煮食的锅盖。但那些看来是面黄肌瘦的人们报以他的却是吃饱了肚子的回答或是冷淡的和无可奈何的目光。村里还民主的召开了一个辩论会，用事实驳倒了“农民生活接近饿死边缘”的谬论。东桥村没有人说吃不饱，更没有因饿而浮肿的病人。卢依群没有事实根据，陷于被动的质问中。他只能摇着扇子认真地听取群众的发言，并也不时想提出一些问题。辩论会越开越剧烈，到了后来，有人愤怒地高喊；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