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回荡在北京街头的风渐渐变暖。人们过了春节，又开始了正常上班。
1995年2月某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几位官员相互传看着一封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举报信，每个人的眉宇都销得紧紧的，脸上的表情异常严肃。信中反映：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某，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采取行贿手段，先后给云南省玉溪卷烟厂厂长、红塔山集团董事长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礼品，其中包括金龟一个、金佛爷1个、金表1块及美元、金条等。林政志等人从1991年11月至1993年9月，从玉溪卷烟厂5次购进卷烟8167件，获利818万元。
这封匿名举报信不足300字，每个字就像一座座山，如同一条条河，不能不令人引起重视。中纪委信访室将举报信内容迅速上报。
3月24日，六朝古都洛阳简直成了花的海洋，笑的海洋。“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人们从四面八方潮涌而来，观赏牡丹花开满城艳的壮美景色。在这涌动的人流中，有几个特殊人物，他们无心赏花观景，一门心思急着完成上级交给的特殊使命。
中纪委根据匿名举报信反映的内容，选派了几名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速赴洛阳，从外围展开调查。
确有林政志其人。
的确干的是倒卖香烟的勾当，且成了有名的暴富户。
越往深处调查，越证明匿名举报信反映的问题属实。中纪委调查组果断决定：抓住战机，从林政志身上打开突破口。在洛阳市司法机关的配合下，对林政志采取了必要措施。
开始，林政志拒绝交待问题，口口声声称自己没干半点违法的事，指责司法机关冤枉好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办案人员出示了他套购、倒卖卷烟的事实，他这才低下了头。经办案人员多次法律攻心，他供认：他多次给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妻妹马静芳、妻弟马建华等人送钱送物，总价值90余万元人民币。撒下的钓饵重，钓回的鱼自然多。他先后5次从玉溪卷烟厂套购8000多件卷烟，牟取暴利数百万元。末尾他说：他从内心里喜欢褚时健，因为褚时健是个讲义气，重信誉的人，只要收了礼肯定要帮忙。而有的人只收礼，不帮忙，弄得他们往往赔了夫人又折兵。
林政志的交待，对突破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6年，在厂里形成了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权威。人们不是称他“老爷子”，就是叫他“老板”，若称他“老褚”，或是“同志”，他会满脸的不高兴，休想他替你解决半点问题。厂里生产的“红塔山”香烟，市场上是抢手货。各地烟草部门的业务经理和个体烟贩，成天对他围追堵截。因为只要他一句话或一张条子，就可以批到“红塔山”香烟。批到了“红塔山”香烟，金钱便哗哗不断地流入腰包。褚时健根本不把党委当回事，更不把职代会、纪检委放在眼里，厂里制订的无数项规章制度，制约全厂任何人，唯独不能制约褚时健。他是厂长、书记，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都是由他一支笔签字审批。
林政志算是吃透了褚时健，频频发起攻击，果然收效甚丰。
吃透了褚时健的远不只林政志，还有赖喜荣、刘云等人。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从1991年至1995年，褚时健利用手中权力，为这些人批烟倒烟，而他的妻子马静芬及其他亲属则从这些人手中收取了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元美金、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司法机关根据掌握的犯罪嫌疑人的劣迹，及时张开恢恢法网，出兵云南，追剿广东，觅踪海南，将犯罪嫌疑人马静芬、马静芳、马建华及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外甥喻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民警刘云、汕头市个体烟贩赖喜荣等人收审归案。
打蛇需打七寸。不然，就会被蛇反咬。司法机关抓住战机，乘胜追击，对有关涉案人员的住宅进行搜索，取得大量赃证，收缴赃款500多万元人民币含存单、国库券、债券、4万多美元，近100万港元，收缴价值100多万元的赃物和价值400多万元人民币的8处房产，总价值超过1100万元人民币，其中1000多万元属褚时健夫妇共有。办案人员从褚时健夫妇的床底起获一只沉甸甸的密码箱，打开，令人目瞪口呆，里头装满了金表、金条、金佛、金项链、金耳坠、金手链及各种玉器等。林政志送的2尊金佛和带“佛字”的金戒指也在其中。真是充满了讽刺意味。玷污了佛的圣洁。世间的贪赃枉法之辈，总是利用美与善伪装其表，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办案人员手中掌握了大量赃证，就等于有了重型炮弹，足以摧毁对方坚固的防线。前些时，他们几次提审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没有一次达到目的。她是玉溪卷烟厂的第一夫人，丈夫红遍全国，她自然走红。她是见过世面的人，根本不把办案人员放在眼里，根本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倒台。她不但不回答办案人员的提问，反而把办案人员教训一顿。此次，她面对大量人证物证，不得不老实供认：她的钱都是全国各地到玉溪卷烟厂搞烟的人送的。这些人倒卖“红塔山”香烟发了大财，没有忘记给他们批烟的人。他们记得别人的好处，知恩图报。这样，就送钱到她家里。都是交给她的。是哪些人送的钱，什么时候送的，送了多少。她实在记不清了。一则时间长，二则送的人多，她又没登记，没法一桩一件的回忆。她请办案人员原谅。她不是不老实。
案件突破越深，专案组越发震惊不安：我们国家并不富有，还有成千上万边远山区群众没有脱离贫困、解决温饱，甚至还有一家三代共有一条裤子的现象存在，广大农村，甚至包括不发达的城镇在内，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无钱供养孩子上学，靠希望工程赞助接济，有青年考上了大学，因交不起学费而心灰意冷，被迫自尽；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裁员减负，一批批工人下岗，依赖国家发给的最低生活保障费艰难度日。多少科研项目无钱开发，多少危险校舍无力改造，多少公益设施等待修建。而褚时健之流却疯狂的吞噬国有资产，动辄百万元、千万元，甚至数亿元。有了褚时健之流的先富起来，就有成千上万工人、农民、战士的富不起来。有了褚时健这些耗子，一座座金山也会被掏空。
专案组背伏着压力和重托，加大对在押犯罪嫌疑人员的审讯力度，挖出了一条条新的线索。
1996年11月，南北气温相差较大。来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河南省的办案人员，都是在北国生活惯了的，往常这个时候，已穿上棉袄，坐在暖气房里，舒心惬意的工作和生活；而这时却要顶着南国的骄阳和热风，东奔西走，自然是汗流不止。他们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适，与云南、广东的办案人员协力并肩，穷追猛打，取得节节胜利。
他们根据挖出的新线索，兵分三路，奔赴广东的揭阳、普宁、广州，海南的海口、三亚等地调查取证，扩大战果。
他们又被吓了一跳：以上这些市、县烟草公司的业务人员提供，他们多次从褚时健手中得到特批香烟。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也没有什么特殊本事，全靠金钱开路。舍不得金弹子，打不到金凤凰。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褚时健这类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不爱钱、不贪钱。那样，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活，就不能暴富。他们就喜欢褚时健这样的当权者爱钱、贪钱，他们什么事都好办。这些年，他们给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送钱送物，算是够大方的了。但褚映群还嫌少，时常开口索要，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办案人员统计得出：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从这些烟草公司接受和索要好处费共计3600多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元美金。他们若不是亲自办案、亲手一桩一件地统计，绝对不敢相信这数目是真实的。
这时，专案组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褚时健有这么大的特权，其妻、其女在其特权的影子下，能得到这么多惊人的钱财，那么作为直接掌握和使用特权的人，会怎么样呢？
正当调查深入进行时，佯装平静的褚时健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他上演了逃离出境的一幕。这加速了查案的进展，也加速了他的毁灭。
【本章阅读完毕，更多请搜索看书网;http://www.kanshu4.cc 阅读更多精彩小说】查处褚时健这样一位风云人物，从京城到玉溪，层层都有阻力。
有的人怀疑，褚时健根本不缺钱花，除了高工资、高奖金，每年还享受20万元的特殊贡献奖，平时坐高级轿车，住高级宾馆，食美味佳肴，都是公家开支。他有钱没地方花。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不会受贿索贿，不会贪污挪用。要提防保守派陷害改革派。造成新的冤假错案。
有的人感情上接受不了这种严酷的现实。认为褚时健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6年，励精图治，呕心沥血，使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迅猛发展成为名扬天下的企业集团，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上级不会因为他有一点过错，就把他一脚踢开，这不符合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有的人顾虑重重，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党政部门，都要依靠他发工资。红塔山集团不稳，全省党政干部收入不保。
等等。
因为有如此之多的阻力，所以查处褚时健，难度相当大。
褚时健在边关河口落网，转而立案侦查、监视居住、批捕，这表明了中央的决心。各种力量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阻力减小，有顾虑，有包袱的人变得勇敢起来。办案人员与涉案人员的谈话中发现，玉溪卷烟厂在厂外、境外设有10多亿元人民币和2500多万元美金的账外资金。
这笔钱是1991年至1995年玉溪卷烟厂销售“浮价烟”时，褚时健等人私设的“小金库”，分别存放在湘江、珠海的下属公司和广东的几家烟草公司。没有褚时健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任何人休想支取。工厂没有这笔账，只有褚时健的心腹、总会计师罗以军等少数人知道。褚时健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将国家的巨额资金，变到了他自己的名下。国家再富有，褚时健之类多了，也会被掏空。
专案组追查这笔账外资金的用途。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检举揭发：褚时健有严重的贪污问题。
专案组提审褚时健。开始，其态度傲慢、顽固，一举一动均表现出：舍我其谁。仿佛没有他，地球就会停止旋转。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专案人员明确向他宣布：中央领导表态，对褚时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无论是谁，功劳再大，也不能违反党纪国法。云南省委领导表示：功是功，过是过。烟草业的腐败问题不解决，早晚会把云南的卷烟和烤烟搞垮。只有把毒瘤割掉，才能保证烟草行业健康发展。
褚时健的心理防线渐渐崩溃，首先供认了自己伙同烟厂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等共同贪污账外资金300多万美元的问题。
早在九十年代初，上级有关部门为解决卷烟生产辅料不足的问题，批准玉溪卷烟厂在完成国家调拨计划任务的前提下，再生产一部分卷烟，用来串换生产急需的卷烟辅料和钢材、水泥、化肥等生产资料。
批销这部分计划外卷烟的权力理所当然地掌握在褚时健手上。一把手什么都可以管，什么都可以不管，视需要而管。
当时的卷烟价格没有彻底放开，国家规定的卷烟出厂价较低，一条“红塔山”香烟，经销者从褚时健手中按出厂价批到后，拿到市场上销出，可赚50元左右的丰厚利润。“红塔山”卷烟走俏市场，经销者看准这中间的差价，都想从褚时健手中批到更多的“红塔山”。那些日子，玉溪卷烟厂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褚时健成了人们寻觅、包围、进攻的目标。
褚时健为官多年，精通权力的妙用。他没将玉溪卷烟厂生产的计划外卷烟用来串换生产资料，而是以高于国家调拨价的浮动价，批给了沿海沿边地区的县级烟草公司。
这些从褚时健手中批到浮价烟的经销者，一方面按调拨价给玉溪卷烟厂付款，一方面按玉溪卷烟厂指定的厂外其他账号汇去浮价款，前者给发票，后者不给发票。不给发票的浮价款，就成了玉溪卷烟厂的账外账。天长日久，浮价款越积越多，10万元，100万元，1000万元，1亿元，直至形成了拥有10多亿元的庞大的“小金库”。
这10多亿元，本是共和国的血液，然在共和国的账目上却找不到它的影子。
这10多亿元说得好听点，是玉溪卷烟厂的“小金库”、“小钱柜”，实际上成了褚时健的私房钱，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支出，不受任何监督。
市审计部门对玉溪卷烟厂的账目年年有审计，对这10多亿元的小金库，却长期以来没有察觉。在权力大于一切的社会，审计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形同虚设。
到了1995年7月，褚时健觉得是支配这10多亿元私房钱的时候了。因为上级考虑让他退休，新的总裁即将接任。虽然还没明确新总裁是谁，反正他在总裁位置上的时日不多了。离开总裁位置，就得交出签字权。有签字权，他就是烟草王国的国王，要什么有什么，心想事成。交出了签字权，他就是烟草王国的平民百姓，要什么没什么，心想事难成。过了此山无好店。天天对别人喊把握机遇，这下到了自己该真正把握机遇的时候了。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褚时健像许许多多患“五八”病，“六零”症的人一样，决定在退离领导岗位前夕抓住机遇，大捞一把。当他苦心经营10多亿元小金库的时候，也许就是为了这最后一刻的辉煌。
他也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将国家的巨额资金据为己有，一旦暴露，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但最终他为自己找到了充足的理由：没有褚时健的惨淡经营，就没有玉溪卷烟厂的兴旺发达，就没有红塔山集团的顶天立地。他是烟草王国的君主，烟草王国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他害怕什么？他什么也不用害怕。即使私分小金库的行为一旦暴露，有人要追究他，那些曾长期从他这里得到好处的头头脑脑们肯定会站出来替他说话，千方百计保护他。
这就是为官的诀窍，这就是官场的奥妙。
有些人本来才华出众，能力一流，为什么得不到提拔重用？就因为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处理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关系。有些人犯了事，为什么能化险为夷，不受追究，而且继续委以重任，就因为利用手中的权力，处理好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关系。放了春风，定得夏雨。论功劳，论关系，褚时健都用不着害怕、担心。他要为自己退居领导岗位后的日子想想，他不能白干了一辈子。他主意已定，放心大胆地往前走，风吹浪打不回头。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玉溪卷烟厂一派亮丽。褚时健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想到自己即将失去对其主宰的地位，心里真像打翻了佐料瓶，苦辣酸甜咸，说不出的滋味。
他最后宽慰自己：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规律。美国总统的宝座那么神圣，历届总统任期一满，说走就走。他在红塔山集团总裁的位置上超期服役了这么多年，也该退了。
他的心境变得如同眼前的厂景一样亮丽起来。他对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说，弟兄们随他鞍前马后地干了这么多年，不知流了多少汗水，付出了多少心血，从没得到过什么好处。如今他即将退了，为了对得起兄弟们，他手头还有点外汇，按平时贡献大小分配，他认为弟兄们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总会计师罗以军内心认为私分不妥，这是犯法行为。但他不敢明说。因为褚时健的权力、威信在玉溪卷烟厂达到了顶峰，他的话就是“圣旨”，一句顶一万句。谁要与他唱反调，等于自毁前程。从厂里的副厂长到一般的工人，对他交待的事情必须办，明知不对也不敢阻挡。烟草王国国王，神圣不可冒犯。
褚时健见没有人反对，舒心地笑了。他当即决定，从华玉公司拿出一部分美元差价款，由他和乔发科、罗以军，还有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副总经理刘瑞麟共同分享。
褚时健交待罗以军：“我要100多万美元，你和乔发科各60万至70万美元，盛大勇、刘瑞麟也给一点，盛大勇多一点。”
罗以军连连点头。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褚时健又对罗以军说，他自己并不缺钱花，他是为兄弟们着想。他希望弟兄们知足，有这么多美元够了，这辈子都吃用不完了。
罗以军依然连连点头。
褚时健交待罗以军，将分给他的100多万美元，打到他儿子褚一斌的境外账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