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七年，我的愿望实现程度是：那间房子不透风也不漏雨，可惜是租的；那套音响倒是能放得出声音，但却是最低档的；那个女孩子是我的最爱，但是并不善解人意，因为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了我。
在2003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它坐落在南三环南侧，空气清新、视野开阔，
户型袖珍，一个人呆在家里也不会害怕；我的事业已经起步，不仅要出书出唱片，而且建立了一个中国最有前途的音乐品牌——拍岸唱片，我要用几年时间把它做成中国最挣钱最有影响力的娱乐品牌；我的老婆在大事上都很善解人意，每当她跟我瞎胡闹的时候，我就说，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我们的事业和前途，她立刻就老实了。
那篇心灵小鸡汤是这样结尾的：“大学的一个朋友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我想借他的标题来结束这篇文字：感谢生命。”
你看，我根子上还是一个文艺青年，每当提到“生命”的时候都会戳中我的软肋，让我浑身无力，自恋情绪疯长，于是，我再一次忍不住又原谅了自己。
跋：二零一代的鸡零狗碎new
这本书是献给我外公的，他在二零零三年三月份去世了，在非典还没有蔓延的时候。
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他的精神虽然还不错，可是已经老得不行了，消瘦得像马三立，他送给我一本自己花钱印的书《逆耳集》，收集了他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文章，我和他开玩笑说是地下非法出版物，后来他还和我兴致勃勃地研究我带回去的一个数码相机。
外公以我为骄傲，因为我在首都工作，而且他认定我以后会有出息。有一年回家，他就出版王造时著作的事向我拉赞助，说全家老小，只有我才可能做这件事。
王造时是我外公的叔叔，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救国会领袖、“抗日七君子”之一、教育家、爱国民主志士、无党派政治家和理论家，我上中学的时候，在历史课本中曾读到过他的名字。他是外公终身的偶像，外公跟着张罗了好几年，终于出版了一本王造时的传记，但外公还不满足，想把王造时的著作也结集出版，他认为这些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无利可图，出版社方面希望亲属能提供一些赞助。事先我姐已经给我吹了风，外公显然已经把家里所有人都游说过一遍了，他诱惑我说：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办成了，你的名字也会写进书里，到时候你会因为老外叔公而出名的。我那会儿正好是焦头烂额、恨不能拉赞助赎被子的时候，但我的口气很硬：我可不希望因为别人而出名，我希望老外叔公因为我而被更多的人知道。这句话说得很漂亮，赢得了外公的尊重，他说：好样的，有你老外叔公的风范，他当年和你一样，不入
国民党，也不入共产党，要自立一派。
当时我的话只是一句玩笑，而今我的书要出版了，特别在此提一笔，算是对他老人家的一点交待。
外公出生在1923年，他父亲曾经担任伪县长，站在国军那边，叔叔是民主战士，支持共军。外公解放前在大学里学农，毕业后回县里给安排了一个伪农业部部长的职务，结果没几个月就解放了，从此万劫不复，历次运动没一次躲过去的，等平了反就直接退休了。而他的叔叔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外公的前半生看起来像一个黑色
幽默，所谓黑色幽默，就是在里面的人痛苦万分，而外面的人看起来特别荒谬可笑。
我爸爸这边的成分是三代贫农，在所有亲戚里，外公的学历最高，所以我和姐姐的教育方向问题都是由外公来抓的，因为不住在一起，外公一直用通信的方式来遥控，在我印象中，我写的第一封信可能就是给外公的，最密集的时候几乎每周一封，在我爸的压迫下，像做作业一样。
外公所有给我们的信都有一个复写版，准备等我们出名以后，当作成功教育的典范出书用，书都编好了，名字叫《苦口妄言——争夺青少年一代书信集》，只是我们都不肖，至今也没有出名到那种程度，令他完成心愿。
对外公的态度分成好几个阶段，起初是盲目崇拜，年纪大一点觉得他教条啰嗦、家长作风，那会儿应该是在初中，逆反得厉害，我们经常在信件里唇枪舌剑地辩论，我姐的反抗尤为激烈，以至外公扬言要放弃她，年纪再大一点我学会了不和他一般见识，经常敷衍他。等工作以后，我也日渐成熟圆滑，每次去看他都能把他逗得很高兴，其实人老了，就像小孩子一样，或者因为很少见面，关系才显得更融洽了。
外公的性格比较孤僻，不太喜欢交际，繁文缛节和人情世故也能省就省，没有太多物质的要求，不遛鸟、不养花、不下棋、不搓麻，平时只喜欢读书看报，爱和年轻人聊天，好为人师。他和我在一起总是教育我或者探讨问题，唯一一次他偶然讲起他年轻时候的事，令我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做进步青年状，考大学不要家里的一分钱，只身去重庆，半工半读，结果考试的时候因为长时间营养不良急性肺炎发作，当场晕倒，被拉到医院急救，只好第二年再考。他在一家电影公司打工做看片员，一开始特别高兴，因为可以白看电影，看了一段时间看伤了，只要一听说有新片来就想吐，后来又做出纳，曾经给当时的很多大明星发过工资，比如，孙道临、白杨、胡蝶、赵丹什么的。我总觉得那是《围城》里才有的情景。
我一直鼓励他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出版的事由我搞定。很显然他把我的话当做玩笑了，也可能他觉得这种鸡零狗碎的事根本不值得一提吧。
由一个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学究，历次的运动显然起到了改造人的作用，我印象中外公一直心有余悸，在家从不许大家说出格的话，写信也非常党八股，来不来就探讨人生观、思想教育、唯物主义啥的，私底下还经常说，小心驶得万年船，搞不好什么时候又变天了。直到这些年改革形势大好，格局已定，他才不太提这些事。
我爸爸平时很絮叨，但是只要和外公对上就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只有多年以后《大话西游》的唐僧堪与匹敌，往往是从晚饭开始说，一直到所有电视台都道晚安，说得一家人人仰马翻、哈欠连天。不仅如此，外公还每天深夜三四点醒过来和外婆聊天，话题可能关于哲学、科学、社会学，而且声音巨大。我想大概是上半辈子压抑得太久了，终于到了能可着劲说话的时候，就有点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