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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声音冷得像石头，充满了怨恨。
“那你会把所有的过错怪到谁的头上？”
“当然是我自己。不过我也怪史丹。”她又低下眼睛。“我知道这么说很可怕。我可以原谅他跟那个女孩的事，还有他为找他爸爸所做的一切傻事。可是为什么他非得要把龙尼也带走——带去呢？”
“他要向他妈妈要钱，带龙尼去看他妈妈等于是交易的一部分。”
“你怎么知道？”
“你婆婆告诉我的。”
“她的确是会说这种话的人，她是个冷冰冰的女人。”接着，仿佛在对这房子道歉，她又说：“我不应该这样子说她，她受的罪也够多了。史丹跟我都不值得她疼惜，我们一直拿得太多，给的太少。”
“你们拿了她什么东西？”
“钱。”
她听来像是跟自己生气。
“你婆婆很有钱吗？”
“当然，她有钱得很。那件‘峡谷之家’开发案一定让她发了不少财，而且她手上还有好几百亩的地。”
“可是那些地除了几亩酪梨树林之外，生产并不多。而且她好像有一大堆帐单还没付。”
“那是因为她有钱，有钱人从来不付帐单的。我爸爸以前在雷诺开一家卖运动器材的小店，最买得起的人都是那些他必须威胁要告上法庭才肯付帐的人。我婆婆的祖产每年就有好几千块钱的收益。”
“差不多几千块？”
“我不大清楚。她对她的钱口风紧得很。不过她是有钱。”
“如果她死了，钱会归谁？”
“你不要说这种话！”珍的声音听来既害怕又带有迷信。她接着用比较克制的声音说：“简若姆医生说她会好起来的，她这次心脏病发，只是因为过度操劳和压力造成的。”
“她能够正常谈话了吗？”
“当然可以。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今天就不会去烦她。”
“我去问问简若姆医生，”我说。“不过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如果她死了，钱会归谁所有？”
“龙尼。”她的声音很低，可是身体忍不住紧张激动。“你是担心谁来付你的费用吗？这就是你该去找龙尼，可是却一直赖在这里不走的原因吗？”
我没有回答她，只是坐着保持低姿态好一阵子。愤怒和悲伤像电流一般轮番出现在她身上，她把愤怒的矛头转向自己，把裙子的下摆放在两手中间用力撕扯，像是想把它扯破似的。
“珍，你不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我讨厌这件衣服。”
“那就脱下来换另一套。你绝对不能倒下去。”
“我受不了一直等待。”
“这件事很可能还会拖一阵子，你必须忍耐下去。”
“除了等，我们是不是还能做些别的事？你就不能出去找他吗？
“不能直楞楞地找，地太大，而且水太深。”她看起来失望已极，因此我加上一句：“不过我有一两条线索。”
我再度拿出那则广告，和那张史丹父亲跟柯帕奇前妻的合照。
“你看过这个没有？”
她低下头去看那张剪报。
“广告登出来好一阵子以后我才看到。史丹在《纪事报》上刊广告并没有告诉我，那时候是六月，我们在旧金山。他也没有告诉他妈妈，所以当她看到的时候，她气疯了。”
“为什么？”
“她怪他把这个丑闻重新抖了出来。不过我想，除了她和史丹之外，其实没有任何人会在乎。”
还有柯帕奇父子会在乎，我心想，或许那个女人也会。
“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
“我婆婆说她姓柯帕奇，本来是本地一个叫做莱恩·柯帕奇的房地产商的太太。”
“他跟你婆婆的关系如何？”
“在我看来，他们处得非常好。他们是‘峡谷之家’的伙伴，也可以称为合资人。”
“那他的儿子杰瑞呢？”
“我不认识他儿子。他长得什么样子？”
“瘦瘦高高的，大概十九岁，留一头棕色带红的长发，满脸胡子。很情绪化的一个男孩子，他昨天晚上用一枝枪敲了我的头。”
“他就是那个把龙尼带上船的人？”
“就是他。”
“那我想我大概知道他。”她的目光转而内敛，有一阵子仿佛在做心算。“他那个时候还没留胡子，不过我想，今年六月有一天晚上他来过我们家。我只看到他一下子。史丹带他到书房，把门关起来。不过我相信他是带着剪报来的。”她抬起头来。“你想他是不是要报复我们？因为他妈妈跟史丹的爸爸跑了？”
“有可能。我觉得这孩子真的很爱他妈妈，事实上，他现在正要去找她也说不定。”
“那我们就得找到她，”珍说。
“没错。如果我的线人值得信任，这位柯帕奇太太——以前的柯帕奇太太——目前住在旧金山南边的半月湾附近。”
她紧抓着这个线索不放，因为这是唯一的线索。
“你替我到那里跑一趟好不好？今天就去好不好？”
她的脸上重新恢复了生气，我真不愿意让她失望。
“我最好先待在这里，等到我们有了确切的消息再说。杰瑞去年参加了安森那达的船赛，他很可能正朝那里开。”
“要到墨西哥去？”
“很多年轻人最后都跑那里去了。不过我们是应该查查这条半月湾的线索。”
她站起身子。
“那我自己去。”
“不，你待在这里。”
“待在这个房子里？”
“反正不要离开这个城。我想这件案子并不是要求赎金的绑架案，不过万一是，你是他们唯一想接触的人。”
她看着电话，好像才用它讲过话。
“我没有钱。”
“你刚才跟我说过，卜贺太太很有钱。如果必要，你可以向她筹一些，事实上，我很高兴你提到钱的事。”
“因为我还没有付钱给你？”
“我是不急。不过，我们很快就需要用点钱。”
珍苦恼起来，穿着那件不合身的黑衣裳在小房间里走来走去，显得又拙气又生气。
“我不要去跟我婆婆要钱，我可以去找份工作。”
“目前看来，这样做并不实际。”
她在我面前停下脚步。我们交换了一个尖锐的眼神，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成为恶敌，也可能变为挚友。她体内储存的怒火像深埋的热泉，是从她的婚姻或是她的新寡身份中都无法探及的。
仿佛她总算赞同了我的作法，她用一种比较有信心的语气说道：
“既然谈到实际，你打算怎么把我的儿子找回来？”
“我打了个电话给一个叫麦威里的人，他在旧金山开了一家侦探社。他对整个湾区了如指掌，我想跟他合办这个案子。”
“那就这么办吧！我去筹钱。”她似乎下了个决定，而且这个决定不只牵涉到钱。“那‘你’打算做什么？”
“等下去——然后问问题。”她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然后又坐进沙发。
“你就只会问问题。”
“我自己也问得很烦啊！有的人不等我问就会告诉我很多；偏你不是这样。”
她带着不信任的眼光望着我。
“这又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倒不是。我一直在想，你的婚姻很奇怪。”